相声,作为中国观众偏爱的传统文艺形式,以其精彩的段子、漂亮的包袱、耐人寻味的哏,为人们带来欢笑。
提到相声艺术家马季,人们对他的《打电话》、《五官争功》、《画像》、《宇宙牌香烟》记忆犹新。舞台上的马季机智、幽默,表演形象逼真,开启了以赞美新生活和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的歌颂型对口相声的新生代。
这里转载一篇马季生前自述相声的文章,以示追思。

马季
我的相声是从黄城根小学开始启蒙的我的小学是在北京黄城根小学上的。四年级的班长叫吴常坤,与相声世家常家沾亲带故,每天放学的时候我就背着书包到常家在西单商场开的一个“启明茶社”去帮忙。那个时候还是买小竹牌进去,听完一段相声,后台就来人收牌,每个人交一个牌,然后你就继续听。我们班长就是帮这个忙,说完了一段相声之后他就下来拿着小簸箩收牌。每次他都约我去听相声,应该说我相声艺术的启蒙教育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个人后来说的很多相声也是那时候听来的。
当时“启明茶社”集中了京津一带的一些名家,给我印象深的常连安、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都在那里,虽然他们那时年纪小,但也跟着说一段。那些相声在今天有的已经成为经典的传统相声,其中给我印象深的有《卖布头》,这个段子是后来我从事专业时,首先练习的一段相声。还有《数来宝》的段子,那个时候常家不知道是什么亲戚关系,在茶社的旁边有一个“大同药房”,“寿星牌”生乳灵是它的产品,所以“启明茶社”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做“寿星牌”生乳灵的广告,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捎带着做广告。
比如常连安捧哏,小蘑菇逗哏,爷俩数来宝,临时现编词:“这个奶怎么那么鲜,流着就为常连安”。常连安说:“嗯——我不吃、我不吃”。就是这样的段子,在当时我们幼小心灵上只觉得好玩、可笑。事后我琢磨这就是相声特有的一种技巧,叫做即兴发挥,观众在现场看到的“寿星牌”生乳灵广告,在台词里你把它说出来了,让人感觉非常巧,因为就是我们身边的东西,所以才笑起来。就是这样我受到了相声的熏陶,为我从事相声工作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相声演员就是开杂货铺的,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杂货铺是平时装进来的,是生活当中积累来的1951年新华书店华北发行所招生,3月5日通知我正式上班。在王府井的时候,我有两大爱好,一个是打篮球,一个就是听相声,业余时间我都放在这两大爱好上。比如听相声,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星期六晚上我要到北京的前门鲜鱼口大街里头的“迎秋茶社”听相声,它是北京曲艺团的前身,集中了很多名艺人在那里演出。
星期六晚上我到那里看演出回宿舍后,睡个懒觉,中午起来吃完饭又去了,看日场。
日场看完了出来找一个小饭馆,不是十二两炒饼,就是十二两热汤面,吃完了晚场又进去听。我非常满足,我的业余生活太充实了,这样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些他们说的段子,尤其是精华段子,印象特深。书店赶上节日、过年,总搞一些职工联欢会,免不了表现表现,把听来的东西给人搁在台上展示一番。
1956年,全国职工曲艺汇演在北京开幕了,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领导知道我的爱好,将我组建到北京代表团去参加全国汇演。
由于我们的辅导老师是刘宝瑞、郭全宝,拿了一等奖。这时侯宝林先生说话了,马树淮(马季)这个人就如同一个原始宝石,看谁来雕,大师来雕就是一个材料,交给匠人他也就这样过去了。把这个人交给我培养,三年管保把他带出来。后来我被调到广播说唱团,侯先生是指定的责任老师,团里的刘宝瑞、郭全宝、郭启儒也同样是我的老师。领导曾告诫我:“不要单纯去学侯宝林,如果单纯学下去几十年之后人家对你的评价是你真像侯宝林,没有你自己。他们各有所长,要博采众长。”
又比如,侯先生他的拿手东西《戏剧杂谈》、《戏剧方言》、《卖布头》、《关公战秦琼》……这些段子在他来说,是一遍拆洗一遍新,永葆艺术青春。他们谆谆教育我,不要一招一式地学,每个相声演员之间本能的差别很大,一个高一个矮,你的嗓门好点,他的嗓门差点,你的习惯动作是伸手,他的习惯动作是抬脚,都不一样,你要是纯粹一招一式跟着老师学,你是越学越死。过去老前辈讲“楞给一锭金,不赠你一句春”,不给你一句真正的经验,所以我还觉得从精神上学,学气质、学表现,然后举一反三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几十年来我是学这些“神”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不会有马季的今天。
相声演员怎么样让观众喜欢?就是要熟悉观众心理。可是我们相声演员没有那么丰厚的知识,各种不同的人我都能满足他,那怎么办呢?向生活学习,观察生活。
有一次侯先生带着我们在外面吃饭,旁边一桌有老有少在吃饭,都穿着干干净净的新衣服,老年人在头发上插着红花,他要考考我们,说:“你们给我说说这是干什么的?”我们说不出来,他就给我们讲这是两家的老人,北京人孩子办满月一般都要出来吃顿饭,从点的菜里头看也是喜庆的东西,你们不信去问问,结果一问果然如此。
咱们对老师佩服,他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并且他的眼力非常敏锐,善于观察。又比如我们去参观庙宇,见了老和尚在念经,老师说,马季你得好好学,兴许什么时候就用上了。确实后来的相声里就用上了。我写过去国民党时候长安街不治理,经常出车祸,出事出得太多了,在天安门搭了一个台子,上面请了十个和尚,让和尚念经超度亡魂。这就好了,结果和尚念经就用上了,这就是当时在生活熏陶中学来的东西。老艺人告诉我们相声演员就是杂货铺,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杂货铺是平时装进来的,是生活当中积累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向前辈学到的东西,这才叫真经。
给农民说相声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中宣部下了一个指示,要给六个文化先进的农村派去文化工作队。我被派到山东文登县和于世猷一起跟县里的吕剧团演出。我们到各村里去,晚上点着一盏汽灯就给老百姓演出。
除此之外我们白天去赶集,我跟于世猷一人发了一辆自行车,那个时候叫“大国防”,兜里装着两头蒜,渴的时候河沟里的水捧起来就喝,喝完了吃一瓣蒜,不会闹肚子。就这样每个地方都赶,写一些适合当地的相声。比如我们写过黑斑病,就是怎么样推广种地瓜。咱们北京叫白薯,种白薯的时候要高剪苗,这样能防治黑斑病,这是科普的东西。我们就编了这么一个相声,拿到集市上去演,农民听起来对口味。www.singtao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