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笑了，不知孔子有没有笑，孔子如果笑，一定笑得有点苦涩。
于丹的讲座很火，书也卖得很火。听于丹讲座的听众，看于丹讲稿的读者，都在于丹笑呵呵的指引下，把目光投向了孔子。这样的听众和读者，未必拿正眼瞧过《论语》。于丹是教授，而且还曾是古代文学的硕士，大家带着亲聆教授讲课的虔诚，走进了“百家讲坛”，激动之余，忍不住要追撵始终微笑着的于丹，甚至于忍不住要拥向于丹背后那正苦笑着的孔老夫子了。
《于丹〈论语〉心得》除去后面附录的《论语》全文，总共只有六万来字。拿这六万来字，就敢卖人家二十元，足见了于丹与出版社的自信。
《论语》被于丹这么一说，几乎也就不能再叫《论语》了。古往今来，把《论语》说得太沉重，太庄严，太微言大义。但像于丹读《论语》，读得这么轻松，这么轻佻，这么妙趣横生，随便一个由头就能拽出古今中外一大串哲理故事，最后煲成一锅普世版的“心灵鸡汤”，这也是对《论语》的一场喜剧性解构。人们好像冲着孔子而去，可走近一看，是笑呵呵的于丹，而不是苦笑着的孔子。
《论语》是否真如于丹所说，它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的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既对，也不对。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所要达到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心灵应该是快乐的，否则，他就不会对曾晢“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志向，表达“吾与点也”的赞赏态度；但在孔子那里，这种心灵的快乐，是一种臣服于等级和礼数的快乐，但在于丹的“心得”里，它几乎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了。
于丹为了完成自己的“六经注我”，有时牵强到常理都不顾。譬如子贡问孔子，治理国家什么最重要，孔子讲了三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兵力，二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三是百姓要有对国家的信仰。子贡问了，要是去掉一项，能去什么？孔子说，那就去掉兵力。子贡再问，要是再去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惟一不可或缺的，就是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百姓对国家真有信仰，兵力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但经于丹的花舌一转，孔子的这番道理，竟成了这样的意思：“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再一转，就转到时髦的“国民幸福指数”上。而且，还转成了这样的关系：“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人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
于是，《论语》就成了一部“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的行动指南。其实，即使孔夫子也不会认同，如果真的离开了“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还有所谓“心灵的快乐”可言。孔子的“安贫乐道”植根在对道义的坚守上。穷且益坚，绝不意味着“欲坚必穷”。真正代表孔子财富观的，应该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该穷的时候，要守得了穷；该富的时候，要致得了富。这样的“心灵快乐”，才是孔子所期待的。
一个娱乐化的时代，于丹的胜利，首先是《论语》的胜利。近十年书市卖的所有跟《论语》搭边的书，加在一起的数量，不一定有《于丹〈论语〉心得》的一半。从这个角度说，于丹堪称是当代普及儒学文化的第一人。
如此说来，于丹的成功，只是一次学术媚俗的成功。《论语》被切割成七个为人处世之道，每三二段语录后面，就是一串串流行的哲理小故事。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孔子，不是《论语》，而是这二十多个小故事。走进书市，当下最热销的书里，有一种就是形形色色的《小故事·大道理》。其实，《于丹〈论语〉心得》不该放在《论语》书堆中卖，倒该放到那一堆《小故事·大道理》里去。不信，拿掉了这二十多个小故事，《于丹〈论语〉心得》怕只剩下几十条干巴巴的说教了。
但于丹偏就成功了，公众又一次走近了孔子，虽然于丹把孔子定位为两脚落地的“圣”，但公众在于丹的带领下，毕竟是带着敬仰与善意去的。这让人想起三十年前，也是由几个学者带着，走近了孔子，那却是带着仇视与敌意去的。那回要把孔子踩到脚下，这回却要把孔子捧到天上，虽然孔子的际遇冰火两重天，但在文化的类型与意义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被学者领着去的，都不是从《论语》文本出发的，虽然一次是悲剧性的解构，一次是喜剧性的解构，但接近都不是真正的孔子，孔子恐怕只能再一次露出苦涩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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