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富婆红艳发布愿意包养落魄男作家黄辉的消息以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当然也免不了被舆论的口水唾弃。他们那明显带有乡土气息的可笑观念，流溢着一股源自男性本位的“性别傲慢”的馊味！ 

红艳

　　富婆红艳包养作家黄辉，又跟企业的合资有什么两样？不正是谋求生产力发展的手段、相得益彰、各取所需而已。包养也好，食客也罢，红艳不过只是用自己的勇气揭开了遮遮掩掩的“包养文化”的面纱而已。

　　西方主流国家一直都有“贵族养士”的传统，其中最让人倾心和艳羡的是华伦夫人对卢梭的“包养”和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的“包养”。华伦夫人是一位年轻的独身贵妇，既有妩媚的风姿又拥有天赋的智慧。当英姿勃发的卢梭住进她家时，就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令这位自小就失去母爱的年轻人感到无比的温暖和甜蜜，他总是亲切地称华伦夫人为“妈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没有多久，这位比卢梭大12岁的“妈妈”竟然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个情人，为卢梭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添上了最浪漫的一笔！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这样高贵的女性的慷慨“包养”，卢梭就没有舒泰、安然的写作环境，也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传世名作《忏悔录》！
                         
　　另一个同样有意思的是：对于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来说，梅克夫人的出现也是他一生的巨大转机。梅克夫人是大资本家梅克的遗孀，拥有万贯的家财，而柴可夫斯基当时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音乐教授，贫困潦倒，为生机而四处奔波，天才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戕害。梅克夫人定期给柴可夫斯基寄去数额不小的生活补贴，让伟大的音乐家在“谎言、欺骗、伪善、市井的卑鄙、马群般的喧嚣、野兽般的巧取豪夺”中得以保持一份宁静的心态。

　　梅克夫人把柴可夫斯基当作她永生中最重要的挚友和“精神开支”的对象。在对待柴可夫斯基的问题上，她超越了世俗的商业准则——柴可夫斯基不是她投资的对象，她从柴可夫斯基的身上得不到任何物质的收益。这不是买卖股票和债券。当然，她一定会有所回报的，除了在与柴可夫斯基的通信中获得了精神世界的纯粹愉悦以外，她的举动还将被载入人类的文明史——历史将给予她永恒的回报。他们已经融合，却又保持着绝对的纯洁。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梅克夫人这样圣洁的女性的“包养”，

　　柴可夫斯基也就没有“讲究仪表”和“衣冠楚楚”的生活，也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传世名曲《天鹅湖》！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西方世界的事例，“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我告诉你：其实在我们古老的华夏中土上也曾延绵有“贵族养士”的传统：春秋时期剧烈的社会变动，一方面在社会上造就了一批具有特殊技艺的自由流动的“游士”，另一方面，诸侯公卿，大夫强族在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多产生一种“急难索士”的迫切要求。社会对有特殊技艺的“士”的大量需要，改变了“士”与各级统治者的原有关系。体现这一人际关系微妙变化的社会现象之一，便是春秋时期养士之风的出现。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都是当时“贵族养士”的典型代表！近代以降，“贵族养士”的雅风遗好依然存焉，君不见林语堂先生的巨著《京华烟云》里那个“孔立夫”不就是姚思安家的所养之士吗？
                          
　　所以说，落魄诗人黄辉的叫卖，与富婆红艳的慷慨相助，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难道我们必须坚守“君子固穷”、“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好男儿饿死不吃软饭”这种偏执而可笑的酸迂心态吗？我以为，只要是出于双方自愿，并且不附加诸如某协会那种指令性“按需写作”的外在条件，让有能力、有爱心、有品位的“富婆”帮一把虽在生存边缘上挣扎却永不放弃诗性情怀的男性诗人——甚至和他们生发一段足以流传千古的文坛佳话，又何乐而不为呢？！（文/ 金笑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