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何时开始接近尾声？是在1968年8月洒满鲜血的芝加哥街头（当时，青年们和反战运动被剥夺了他们对林登·约翰逊及其战争政跟的胜利）？还是在第二年（当时，他们关于和平变革和通过道德见证改变历史潮流的幻想让位于气象员对暴力和革命自杀的狂想）？还是在第三年入侵柬埔寨的时候（当时，校园里掀起了它们的最后一次反战高潮）？
鲍勃·迪伦
当然，六十年代仍在演进；甚至六十年代的事件仍在发生着：摇滚音乐会、和平示威、少量的地区性行动主义和群居生活；但是这些时刻中甚至最热烈的时刻在其内心深处也存在着某种空虚、某种大势已去的意识。六十年代的结束最明确无疑地体现在那些似乎一切依然照旧的虚幻时刻。
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时刻发生在1974年1月底鲍勃·迪伦和乐队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迪伦隐而不出将近八年了，一直在琢磨着自己的秘决，谁也不知道他这次为什么被选出来重新露面，参加一次磨人的全国巡泅演出；但是两万名彬彬有礼的青年男女跑到那里去欢迎他，并象他一样到那里去重温（至少是重访）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时代，为某种已经萎缩成神话的东西添上一些血肉。
迪伦没有让他们失望。无论他私下里多么厌恶当众表演，他都全力以赴地进行演出。当迪伦不仅演唱了人们喜爱的旧歌曲，而且演唱了其最佳新作中的一首《永远年轻》时，时间好象停止了。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随着迪伦演唱《象一块滚石》，人群怀着同代人团结一心的激情向前涌去。
一场摇滚音乐会竟然在最大程度上象征和再现了整个文化阶段，这显然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其他艺术中的变化揭示了六十年代并暴露了它的情感，但是摇滚乐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方式代表了六十年代的文化。理查德·戈尔茨坦（Richard Goldsteih）曾经对摇滚乐进行过最简单的描述：“它使你想动。”
相比之下，五十年代的艺术主要偏向语言：它们的标志是嘲讽和控制，是活力向形式的升华。五十年代精神是新古典式的、拘泥十形式的；六十年代则是表现主义的、浪漫的和自由式的。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
摇滚乐是伟大的艺术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或许甚至毫无意义。如果文学是“始终是新闻的新闻”（根据某种说法），而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昙花一现的，那末摇滚乐已开始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虽然大部分七十年代摇滚乐的表演已堕入腐朽和效缨，或者完全缺乏灵感，或者有意回到一种较为平淡的音响和寓义，但是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最优秀的摇滚乐曲仍象十年前一样清新和振奋人心。
许多自视清高的评论家依然无法承认，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已经在六十年代崩溃，并且在一些战线上已不复存在。所有领域里的严肃评论家都被大众文化的纯朴和感情的直率，以及现代主义实验的复杂性所吸引。
金斯堡从艾略特尖刻的嘲讽和憎恶转向惠特曼和布莱克的吟游诗人的激情，与此同时，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则谱写了一些就像任何现代派作品一样超现实的抒情歌曲。
赫伯特·甘斯（Herber Gans）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中争辩说，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有权采用自己的审美观，并应当获得它所要求的任何一级文化，因此，自视清高的文人的结论是势利眼和不相干的。但是，这种简单的多元论贬低了某些大众文化的严肃性，从而排除了评论家进行区别和判断的必要作用。
使六十年代的一些保守评论家暴跳如雷、并且他们煞费苦心地一直加以否认的是，大量的大众文化甚至依照他们自己最严格的美学也是成就卓著的，即是说，这些文化用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也取得了成功，而他们却无法将这种标准应用到新艺术上去。甚至支持实验的批评家们有时也固守他们自己青年时代的“新事物”。因此，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感到有义务捍卫“真正的”现代主义而反对六十年代的野蛮状态，就像他们的前辈们在现代主义本身的早期作品中仅仅发现野蛮状态和一片混乱一样。（文/ 麦克尔·赫尔方）
滚石杂志40年：
滚石不生苔也不生根 80后词典里没有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