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史上，相信没有哪一种音乐形式能像摇滚乐那样，从产生到发展都与其所处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从而音乐本身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一般习惯上认为，摇滚乐诞生于1954年。其产生与人们对战争的质疑与反抗以及对和平的渴望是分不开的。摇滚诞生前的十几年间，世界经历了异常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战争的血与火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在摇滚诞生之时，另一种类型的战争——冷战的梦魇让世界忍受着极限的煎熬与折磨，核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而摇滚正是对紧张战争状态的摹拟与揭示，以此来对心灵的紧张状态进行纾解和缓冲，进而表达对战争和残酷政治的反抗与颠覆。

　　摇滚自诞生之日起，就亦步亦趋地投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折射了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心声：冷战、拉美革命、法国“五月风暴”、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东欧巨变等既是重大历史事件，也是重大摇滚事件。我们可以从一些乐队名称和歌曲名称中找到历史的足迹，如U2、“刺杀肯尼迪”，《革命》、《权力之于人民》、《战争贩子》、《拆卸原子弹》等。

　　摇滚乐先是作为青年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而存在，继而成为青年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最终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在内容上，它继续融合已有的其他音乐形式，但音乐要素注定不能成为摇滚乐的标准，表演形式与倡导的信念才是决定历史的传奇。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查克·贝里36次的错误奠定下摇滚乐的演奏法则；女子乐队与黑人歌手走入大众视线；车库摇滚、民歌摇滚、迷幻摇滚已经出现；而“谁人”乐队将吉他砸向音箱，嬉皮运动将摇滚情绪蔓延到世界各地摇滚乐之于六十年代，如同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所写道的：“摇滚乐是六十年代的集团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而成一个单独的自我表现和精神旅行的仪式。”

　　而从文化层面上看，摇滚已不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它已成为一种精神或存在状态——颠覆、疯狂、激情、理性、先锋、边缘、纯粹等诸多特质的混合体，而且很多摇滚人都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狂热激进分子。

　　这些音乐、文化特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摇滚乐另类与非主流语色的姿态的精神特质，其有违文化禁忌的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被主宰性意识形态贬为亚文化、甚至反文化，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双重挤压与排斥。以最“自由”自诩的美国人认为摇滚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正所谓“资本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的帮手”。苏联人、中国人则认为摇滚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表现之一。他们都认为，不管是自觉还是自发，摇滚乐都承担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使命，而且，摇滚乐本身对社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引起社会变革。

　　即便如此，在夹缝中生存的摇滚乐仍旧凭借它积极入世，真实反映生活，节奏明快简洁，力度感强烈，适合于民众态度的直接表述，和承载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为广大自由知识分子用来表达精神追求和人文关照，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在十几年后逐步发展成为主流先锋文化，成为联系先锋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艺术形式。

　　目前，冷战的尘烟已经散尽，市场经济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合作逐渐密切，意识形态上的对垒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环境相对宽容，普罗大众对摇滚乐的认识更加深入，笼罩在摇滚乐之上的意识形态的外衣政治的背景也逐渐被剥去，摇滚乐恢复了其自由表达自我的音乐形式本貌，在许多人眼中不再如洪水猛兽般可怕。

　　在中国，获官方“默许”活动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今年5月份就首次在北京参与举办摇滚音乐节。包括麦田守望者等多个大陆摇滚组合，一连四天在北京向数万名乐迷献唱，并为音乐节创作以环保为主题的“绿色歌曲”，显示出官方近年对摇滚音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宽容。

　　摇滚乐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革，人们开始拥有了自由表达自我的音乐形式和行为方针。在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当下，作为先锋文化代表的摇滚乐在剥离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外衣之后，反而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