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卖国贼”有多可恨？看看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见图）的遭遇就可知道。

　　此君日前撰文称中国各地的二战纪念宣传都是以“宣仇”为基本目的，这种宣仇式纪念和宣传只会让参观者内心充满仇恨，并暗示“如果一个民族永远是内心充满了仇恨，那将非常可怕，会遭到全世界的憎恨”。

　　如若说这种观点还算平和的话，那么他的下面一句话则很难让中国民众接受。对于近期日本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反日”照片，葛红兵的回应是：“我愿意正面理解他们的行为，理解为是出于中日两国友好未来”。

　　葛红兵的这番话不仅刺耳，甚至于令人揪心。如若他是当面对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民众表达观点，恐怕迎接他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会是一框子的臭鸡蛋。只可惜，网民们无法扔臭鸡蛋，只能在网络上大骂葛红兵是卖国贼，有人甚至言辞激烈、仿佛要食其肉饮其血而后快。

　　关于葛红兵是卖国贼的说法早已有之，这可能“得益”于他一贯以来的新锐的观点。例如，他在《葛红兵海外日记》中写到了日本在亚洲的实际影响力，认为简单的抵制日货、一味的仇恨敌视无助于中国的未来，建议国人以高贵成熟的态度去面对曾经的侵略者。

　　葛红兵在看待中日问题时，往往要求读者进行“理性地评价”。但很可惜，他低估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网络上如潮般的骂声就是最好的明证。

　　中国历史上素来不缺卖国贼，有人曾将其分为意识形态型、文化型、经济型以及比较型等，那么，葛红兵属于哪一类型呢？恐怕没有任何类型是适宜的。这里需要先弄清一个概念，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卖国贼，以何为标准，是行动，是言语还是动机？显然，葛红兵坏就坏在一张“大嘴”上，说得不逢时。

　　为什么说“不逢时”呢？须知，如今的中国人对日本正处于愤怒时期，历史问题——包括二战道歉、钓鱼岛主权归属、教科书以及靖国神社等等，都是中日关系的敏感话题。中日虽然一衣带水，但近年来，围绕谁将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霸主，一直都是两国民族主义者关心的话题，也很容易激化彼此间的矛盾。

　　中日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迎来一段较为“友好”的时期，但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频频发生的“阁僚失言事件”等唤醒了国人对中日间历史问题的思考，并开始关注日本右翼势力。90年代至今，历史问题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滑坡，而且已从反感发展到了抵抗。近年来，关于抵制日货的呼声不断，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回应。

　　但讽刺的是，有多少高呼抵制日货的人却青睐日本产的电器，又有多少空喊两句爱国口号的人骨子里却无限崇拜日本文化，“做贼的喊抓贼”的现象还少见么？由此看来，葛红兵说的话也算不上是卖国，至少他说出了中国人对日情绪的某种现实状况，但他确实将日本人想象得太“友好”了。须知，日本的岛国心态注定了它在冲向亚洲霸主地位的战略部署中，永远会将中国作为一根肉刺而剔除。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是个尚强的民族，谁比它强它就服谁。在大唐盛世时期，日本人几乎将中国当神一样顶礼膜拜，学习唐文化并将其传承至今（这一点足以让国人汗颜），而唐人也拥有怀远四方的胸襟，理性而诚恳地对待日本“学生”。

　　然而，历史的仇恨已让中国人很难再对日本有理性的态度，只是，退一步讲，既然没有化解仇恨的胸怀，也不必去煽动隐藏在国民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绪。毕竟，以暴制暴并非真正的爱国行为。（文/星岛环球网 谭庆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