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具中国特色的“内部书”发轫于1950年代，大行其道于1960年代，1970年代初叶、中叶发展至全盛期，曾泛滥到几乎“无书不内部”的程度，连工具书《辞海》的各分册也成了“限制级” 的“内部书”。

    年岁稍大一点的人应该对“内部书”都有些印象，记得各种“内部书”的封底、版权页或扉页上，那些“内部读物”、“内部发行”、“供内部参考”等字样。

    说起文革前出版的“内部书”，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美、英、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人物或学者所写的书籍，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回忆录》、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的《黄祸论》等。第二类是苏联、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或学者所写的书籍，如《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类是中国的“问题人物”所著，如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等。第四类是全国政协和各省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以及党史部门编纂的党史资料辑等。

“内部书”遭遇黄金岁月

    文革的爆发，也殃及到了“内部书”，一度停止出版，直至1970年前后才又重新露面。到了1973年至1975年，“内部书”兴盛一时，泛滥到几乎“无书不内部”的程度——从外国军政人物的回忆录、言论集，到持各种观点的学者的论著、各流派作家的小说，甚至冷僻的各国历史，都变成了“内部书”，如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席勒的剧本，及《世界史》《欧洲简史》《外交史》等等。在这一时期，“内部书”的种类其实比非“内部书”的公开出版物还要多。

    “内部书”多按级别、等级分配，有的“限省军级”，有的“限地师级”，一般人很少能读到，可见当时“四人帮”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部门，对一般读者的读书范围控制得有多么严。

    文革结束之初，“内部书”并未失去势头。1977年、1978年，又陆续出版了《艾奇逊回忆录》《美国共和党史》等一大批“内部书”。尤其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连工具书《辞海》的各分册居然也成了“内部书”。

渐趋式微 并未绝迹

    改革开放后，“内部书”开始式微。许多书店售卖“内部书”的场所，先由一间大屋压缩成一间小屋，再继续压缩至一个书架。

    但是，“内部书”并未绝迹，直到前些年仍在三三两两的出版着。如《托洛茨基回忆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古拉格群岛》等。2004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内部书”——“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包括王明的《中共50年》、陈公博的《苦笑录》等，在学界颇受青睐。

    时代不同了，近些年来出版的某些书尽管依旧标作“内部书”，却远不如过去那样威风凛凛、一书难求了，读者大多都能轻易地买到。甚至有些所谓“内部书”，更给人一种打着“内部”的旗号作促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