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崇尚利益表达的时代，“哭穷”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却不讨好的表达方式。前有“郝海东称球员比农民工惨，网友怒斥别侮辱民工”（《河南商报》9月20日），而“北大副教授公布工资单叫穷，称如果不‘走穴’就活不下去，其同事孔庆东力挺称只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华夏时报》9月21日），同样遭遇公众强烈反弹。

　　在阿忆看来，靠着这区区4786元的纯工资所得过的不是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侮辱了他的学识、智商以及那还算有一点点的名气，“走穴”赚外快不过是改善生活摘掉穷帽子的无奈自救行为。

　　如果把阿忆的“哭穷”看作是一种个人的合理的利益表达，其矛头所指，大到贫富差距巨大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小到高校内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合理。进而为“中国界定高收入行业及个人，高校教师上榜”（中国新闻网2005年8月29日）的公众认知正名，“聚焦教授群体‘走穴’暴富：拥有别墅装修超过五星级酒店”（《青年时讯》2005年7月27日），当然也只是个别现象。

　　但对象却挑错了人。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按他所公开的“财务报表”来计算，根本就没有普通的老百姓、打工的外乡人能过的日子了。这种在明眼人看来“五子登科”的滋润日子，当事人却感觉“尤缺票子”。月薪实收4786元。说高确实不算高，但多少才算“不穷”？这些钱如果用来生存的话绰绰有余，所减损的不过是其生活的豪华程度，何至于就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呢？至于生活，物欲追求无止境。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才满意？有车有房？真有车有房了你还是不满意。为啥？房子小啦，车子差啦，这些不满又都来了。这就是“欲壑难填”一词的来历。其实只要反问：当前中国人有私家车的能有多少？阿忆的“哭穷”就成了一个矫情的伪问题。

　　当然阿忆口中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胸中的不平之气，其参照物当然不会像郝大炮那么直挺挺地拿民工当垫背。而是以电力公司的抄表工所代表的行政与垄断行业的巨额收入为标准。有帖子为证，教师的收入和垄断部门、特权部门、官僚阶层的收入相比，可用下列句子来表述：1．连小巫见大巫都够不上；2．杯水车薪的关系；3．南瓜土豆与燕翅席的关系。

　　诚然，面对万般诱惑的市场经济，要求那些费尽千辛万苦才分得一杯羹的知识阶层做清教徒，做圣者和殉道者，那是残酷的求全责备。现在有点能力的教授、大学老师没有几个不在外边赚外快向“知本阶级”进发的，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像著名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所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

　　尽管如此，但对知识分子她并没有降低要求，紧接着她又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据报道，阿忆在做客凤凰《一虎一席谈》时曾称“人类社会分出阶层并不可怕，分出阶层利于激励勤勉、鞭策后进，这是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分配制度的基础，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阶层对低阶层没有关爱”。这与苏珊·桑塔格的表述正可互补。

　　公众未必就期望阿忆向愤而出走的陈丹青、“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只身挡住推土机”的华新民等不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向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而且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看齐。教好他的书，只管“闷声大发财”也就罢了。但别人数落两句就沉不住气自顾自的唠唠叨叨，公众从“搭着钱给北大服务”话音之外品出的意味，分明就是：教授是精英分子国家栋梁，属于“上等人”范畴，理应过得比老百姓好一点，四五千元工资确实不够用。至于普通百姓有口饭吃，有点水喝就可以了。只有精英们吃好用好，才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对于生活尚不富裕的大多数，对于尚在温饱线上的草根农民工来说，只让人看到所谓的“知识精英”的偏狭和缺乏同情心：热衷于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添砖加瓦鸣冤鼓噪，面对底层，面对灾难，面对不公，面对“沉默的大多数”却纷纷背过脸去。因此，公众以偏激言词回敬理所当然。

　　假如阿忆真的觉得生活欺骗了他，不妨在自怨自艾之余，来个普希金式的悲情自问：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辛勤耕耘之间付出了那么多苦和努力，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你会气馁和抱怨么？难道你比辛勤劳作之后、即使用各种“秀”的手段也讨不回薪水的农民工还惨吗？……还有，你是否对得起这份工资？

　　作为人文社科学术工作者，不可能没读过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极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以学术为业》，这个“业”指的就是可以谋生的职业。它影响了几代人，并作为一种信仰的发源将更多的人集中在学术理想的旗帜下。既然能够说出“在我看来，‘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也是成功”（孔庆东对其师弟、北大卖肉才子陆步轩的看法）这样洒脱的话，老孔阿忆或许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想发财就别入（教师）这个行当，进来就知足吧。人比人气死人，牢骚太盛防肠断——肠子断了是要死人的，这样被气倒了不值得。（文/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