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听城市”发起人小刀断水

　　流行文化的词汇里，最近又一个新的名词：偷听，确切地说是“偷听城市”。请不要误会，这个“偷听”并非悄悄走到人家窗前檐下去听壁角，而是“对这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真实的记录和表达，……像一张用傻瓜相机随意留下的照片。”——这是“偷听城市”的发起人小刀断水对此的理解。

　　当小刀断水的“偷听北京”在网络上引起关注之后，“偷听城市”有了连锁效应，“偷听苏州”、“偷听西安”、“偷听长沙”、“偷听广州”、“偷听上海”之类种种，不一而足。“偷听城市”有了鲜明的流行文化色彩：年轻化、草根性、传播迅速——以网络为平台。

　　当然，“偷听城市”并非是中国人原创的，它发端于“偷听纽约”，从西方进口而来。这并不是孤例，诸如此类从美国走进中国的流行文化，我们还可以找几个：抱抱团的“自由拥抱（Free hugs）”、快闪族（Flash Mobs）的快闪活动等等。

　　除了年轻化、草根性，以及借网络零成本的迅速传播，我们还可以在这些流行文化活动中找到其它更深沉的共性：即兴发生，以及速朽。和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深刻影响不同，网络时代的流行文化更像一阵流感，隔一段时间突然出现，然而不用多久，又悄然消失，“不带走一片云彩”。

　　同样是流行文化，为何影响力的差别如此剧烈？如果分析流行文化的传播载体，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正如六十年代的音乐电台统治了当时的流行文化一样，网络同样给予了在其中传播的流行文化以它的特质：快速的、年轻的、愉悦的、浅尝辄止的。我们还能看出网络与过去传统媒体的很大不同，那就是网络传播省略了编辑流程。零成本的传播可以使一件事情（或者活动）在网络上即兴发生，之后得到爆炸性的发展；而编辑流程的省却，又使流行文化在网络语境下以更草根的状态生长，傲慢的、需要长时间积淀的精英文化不容易得到的网络的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流行文化进入中国，还是通过在少数特殊人群中先得到传播，次而才进入了普罗大众的途径。譬如摇滚音乐，譬如迪士高，又譬如吃批萨，过圣诞节、情人节等等，其传播方式仍是自上而下的，传播内容仍是抽象的，以一种生活方式或态度为主。但是网络语境下，这些文化的进入和流行却截然不同，它们越来越具象——直接拷贝活动的模板，并且直接在草根群体中流行开来，并不需要一个酝酿的过程。

　　不论是“快闪族”、“抱抱团”，以及现在的“偷听城市”，我们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到他们在国外的原始母本，其行为方式与“中国版”几无区别。而这些流行文化来时声势浩大，去时却波澜不兴。

　　除了网络这种快捷传播的因素使西方文化的进入变得轻而易举之外，生活方式的日渐同质化也是这些流行文化顺利传播的一大因素，因为它们的到来，其实也代表中国有适应它们生存的土壤。在经过蹦迪、吃批萨、过圣诞节之后，中国人又如何会坚拒“快闪族”的“快闪”，“偷听城市”的“偷听”？

　　“偷听城市”是否将成为城市次文化？“偷听城市”意义在于哪里？其实所有答案应该也藏在了“抱抱团”与“快闪族”的结局中。人们对于一个新鲜事物的突然进入永远有一种顾虑，那就是会不会对现状的生活造成破坏；同样也总是抱有一种期待：它们是现有生活的社会革新力量。

　　但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前提是，它们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不论是对于“快闪族”还是对于“抱抱团”，人们的担忧和期待都只在于假设阶段，没有一个改变了人生的生活方式，造成现实影响，它们只是“骚扰”所在的城市一下，给新闻媒体提供一时的看点。

　　在“偷听”成为城市次文化之前，网络已经给它们下了判决。网络足够强势的今天，它已经不只是一个容器，而成了一种性格，所有的网络“生物”几乎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宿命：即兴的、速朽的。（文/星岛环球网 吴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