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已故著名音乐人林振强“翻译”的徐志摩诗粤语版当下盛行于网络，引发了网民的热议，更有人提出发展粤语方言诗的号召。而研究粤方言的大学教授则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这种翻译版不能算是粤语方言诗，而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并呼吁社会各界给方言文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我係天上面一嚿雲，個影咁啱遮住你鬱鬱吓嘅心……”不识粤语的读者看了这句子，一定会一头雾水；懂广东话的人一读，就认得这是根据诗人徐志摩名篇《偶然》改编的。

我静静鸡散水

　　网络上广泛流传着粤语版的《再别康桥》、《偶然》、《枉然》等几首徐志摩的诗篇，出自香港已故著名音乐人林振强之手。他把徐志摩的诗“翻译”成标准粤语，绝非偶然，而是出于特别考虑的。
 
　　在《猛男情怀总是诗》一文中，他解释道：以广东话搞浪漫，始终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没有适合广东话朗诵的中文情诗。一般白话文情诗，若以广东话读出，总嫌娘娘腔，让广东麻甩佬（可理解为情圣）难以投入，广东女性难以投契。精彩绝伦的徐志摩诗一旦用广东话读出来，立刻变得戆居（可理解为傻乎乎）。林振强说自己将徐志摩诗翻译成广东话，是为了“抛砖引玉”。
 
　　这些徐志摩诗粤语版在网络上被到处转载。读到的人第一反应，无不觉“搞笑”。有的网民说，虽然读来搞笑，但是太粗俗了，把名诗改成这样，受不了。有网民则觉得，翻译版改变诗的意境，但很有自己的特点和韵味，十分适合粤语的表达方式。 

专家：“‘译作’应该也算粤语诗”

    暨南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甘于恩表示，林振强“翻译”的徐志摩诗，应该也算作粤语方言诗。
 
　　“怎么给粤语方言诗下定义还不太好说，但是一般都要有两个要素，一是要使用粤语方言词，而是要符合诗歌的抒情性特点。”甘于恩认为，粤语方言诗以民间老百姓的大量口头创作为基础，童谣、顺口溜、咸水歌等都是不同表达的形式，很通俗、很大众化。不少文人以近体诗的格律形式创作粤语方言诗，但毕竟只占少数。
 
　　甘于恩还表示，目前各地的民间方言文学有逐渐式微的趋势。现在提倡文化的多元性，粤语方言诗不仅拥有大量的民俗价值，而且还为语言学的研究保留了珍贵的材料，值得好好研究发展下去。
 
　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泉则认为，徐志摩诗粤语版，失去了诗歌原有的味道。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讲，这样只能算是“民谣”。自古以来，用粤语来写作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老百姓也看得津津有味，但是却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中国大陆到了1949年以后，是很少有用粤语写诗的人的，可能香港、澳门那边会多一些。当然，不仅仅是推广普通话和书面语的问题，各种传播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 

粤语诗19世纪已译传国外 

    据资料显示，其实粤语方言诗早已有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位叫做招子庸的诗就曾创作一部用粤语方言创作的诗歌集《粤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还被翻译成英语流传到外国。
 
　　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写粤语谐联出名的南海人何淡如先生，也写过一些传诵一时的粤语诗。他在《赋得椎秦博浪沙》的五言排律中写“野仔真行运，衰君枉替身”；咏楚霸王则云：“三尺咁（即这么）长锋利剑，八千几个后生哥（即年轻人）。”
 
　　而文化大师胡适在1935年南游两广时，也用他在广东学会的一点粤语作了一首《黄花岗》“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手举火把照何人）。咪话火把唔够猛（莫道火把不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看它吓倒大将军）。”胡适是以此诗表示他对当时广东省在陈济棠执政下文化复古风气的不满。
 
　　这些故人用广东方言写的诗，无人通俗谐趣，在冷嘲热讽中有令人捧腹之处。有的粤语方言诗用近体诗的格律，也遵循平仄、粘对、押韵等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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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与粤语版诗对照 
 
　　《再别康桥》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以下数段从略)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 

 
　　《剑桥拜拜》
 
　　我静静鸡散水，
 
　　就好似我静静鸡咁踩嚟；
 
　　我静静鸡yaap手，
 
　　同啲云讲声“係噉先喇，喂”
 
　　河边嗰啲金柳，
 
　　好似个新娘喺黄昏晒太阳；
 
　　反映喺水上面个靓样，
 
　　喺我个心度浮吓浮吓咁样。（以下几段悭番）
 
　　但我唔可以唱K，
 
　　讲拜拜嗰支笛衰咗；
 
　　热天的昆虫都为我收声，
 
　　剑桥今晚真喺哑咗！
 
　　我静静鸡散水，
 
　　就好似我静静鸡咁踩嚟；
 
　　我拍拍箩柚，
 
　　一啲云都毋拎，嫌重得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