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6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的作家协会具备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社会团体，又是中国的一个正部级单位。近年来，中国作协饱受争议，除了来自作协之外的议论，还有一些是作协会员自身对作协产生的置疑。归纳起来，原因不外乎一个——体制僵化、作风官僚化。
 
    在《中国文情报告（2003~2004）》中，一些作家退出作协和“木子美现象”一起被列为2003年度的文坛焦点现象和热点事件。2003年6月，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紧接着，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宣布“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10月，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李锐在《致文友公开信》中，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深感作协官僚化越来越严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剧烈反响，一些作家甚至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在这一系列“作家炒作协”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和作用又被尖锐地提出讨论。有人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行动就是“促进作协体制改革最好的做法”。老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
 
    就在作家们纷纷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李敬泽发表看法称，“实际上，在退不退出作协、是否主动接受市场包装的问题上较劲，并没有多大意义。假设明天中国作协解散了，中国文学就会好了吗？真正需要勇气的不是退出作协，这只能说明作协现在不受待见。现在让一位作家退出作协，可能比让他停用手机还容易。而我们的作家，他们怀揣中产阶级的梦想，享受市场带来的一切好处，却在耍这种小姿态。”李敬泽认为，平心而论，最近十年中国作家还是出了一些成果的，在文学这件事上也需要耐心。“作家不要老是埋怨时代，一会说这个妨碍了他、那个制约了他，而不从自己的内心找原因。” 

地方作协进行改革

    与作协体制纷争相对应的是，一些地方作协纷纷进行改革，合同制和签约制正在取代传统的专业作家制度，这意味着作家们曾经拥有的“体制内优势”及曾经享受过的各种“特权”将逐渐消失。
 
    在这方面，北京作家协会比较典型。据悉，北京作家协会现在实行的是五种合同制：一是专职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办理停薪留职或无单位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生活补贴，每月一千元；二是返聘合同制作家，面向在原单位已提前退休的居京作家，签约后由作协发给创作补贴，每月五百元；三是兼职合同制作家，面向不脱离原单位本职工作、兼职从事创作、工资待遇由原单位承担的居京作家，签约后不领取生活或创作补贴；四是选题合同制作家，面向北京及各地中青年作家，合同期间给予创作补贴；五是特殊合同制作家，好比史铁生，因为身体情况与作协长期签约，在其本人坚持创作的情况下，作协每月发给生活补贴并帮助解决其他困难。
 
    有些人担心，作家一旦离开作协养不活自己怎么办？对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胜友表示，“是否当职业作家，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否则还是先找一份工作为妙，当自己的小说成熟到能养活自己的时候再考虑辞职。”“阶级斗争时期是政府为文学买单，现在文学归位了，就需要自己来为文学买单。” 

传统文学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7月发布了由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该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存——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共有、集体和个体等三个机制共存，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相互借力，共同运作，导致文学从业者和文学创作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
 
    报告还说，中国传统文学领域发生显著变化最明显的体现是传统创作和网络创作、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的分离。中国各级作家协会和大中型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掌握着大批专业作家，集聚了非常重要的创作力量。而依靠互联网的网络作者则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个“文坛”。
 
    张胜友认为，市场对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残酷的客观事实。据张胜友透露，“目前，全国期刊总量达九千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在这八九百家文学期刊，90%以上的文学期刊陷入生存或经营困境，说不好听，有时就像乞丐一样，到处向企业化缘。”对此，张胜友将其归结为文学边缘化和文学脱离生活，并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象。
 
    中共中央、国务院去年年底联合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这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并不多见。
 
    参与了这次文化体制改革调研工作的张胜友介绍起这场文体改革时说，“目前，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采取了这样的思路——分类指导和分类推进。党报、党刊、党社，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国家歌舞团、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图书馆、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代表了国家最高文化水准，另外，地方文化馆站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服务，这些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但内部也要搞活经营，比如党报中的印刷和发行部分也要转制并推向市场。除了上述提到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以外，其他属于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以市场为主导，要搞活经营，不断提升参与市场竞争的实力。”
 
    对于即将掀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张胜友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场经济改革，同样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样将会深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面对这场正在到来的体制改革，张胜友说，中国作协正在做积极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