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开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出席了会议。作为中共耳目喉舌的《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热烈祝贺”：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文艺界非常关注、全社会十分瞩目的一次文艺盛会。我们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如此隆而重之如此热情洋溢，让人不禁相信这是文艺界的一大盛事，然而，在一部分人眼里未必如此，因为他们关注的是，目前这个体制僵化、作风官僚的作协能否有所改变。
 
    中国作协跟中央电视台很相似，有着双重身份：它既是一个社会团体，具有社会团体的性质，同时又是中国的一个正部级单位，有中共中央任命的党组书记和副书记。作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作家协会，它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运转，而作为会员的专业作家们则是由政府拨款“养”的。
 
    政府通过作协将作家“养”起来是为了让往日凭着稿费度日的作家们再无后顾之忧，从此安心写作，还是要将作家纳入中共领导的体制内，从而让他们更好地承担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呢？
 
    如果是前者，不用为稻粱谋固然是好事，但这种“包养”的方式在进入市场经济、读者决定杂志图书销售量的今天，作家住在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生活让我们担心，习惯于锦衣玉食、无生存压力生长的作家是否还存有以往作家那种忧患意识和针砭时弊的犀利。如果已经失去，那他们会感到尴尬吗？他们安心吗？
 
    如果说是后者，即承担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弘扬主旋律，那作家就失去了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国学大师王国维终其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巴金也曾在他的《随想录》中专门论述“创作自由”，足见“自由”、“独立”对一个文人而言有多重要。而这些失去自由和独立的作家，他们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又从何而来，体现在哪里呢？
 
    缺乏独立和批评精神的创作必然使文学逐渐脱离生活，日益边缘化。据统计，目前全国期刊总量达九千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在这八九百家文学期刊中，90%以上的文学期刊陷入生存或经营困境，据称，“有时就像乞丐一样，到处向企业化缘”。
 
    事实上，作家和他们所面临的穷困局面滥觞乃是现有的文化体制。作协这种以行政化、半遮半掩的政治化面目出现的文化体制，本身就是特定年代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其组织形态、宗旨观念是与文学的本质属性和特定规律相悖离的，而长久以来，这种僵化的体制又未曾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而演进。固执地抱残守缺造成体制僵化，而半官方的身份、中共党组织的领导设置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作风官僚化——这就成为作协饱受质疑和批评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剥去文化体制外面那层看上去温情脉脉的外衣，揪出深藏在里面的体制与时代的矛盾冲突本质原因进行改革，终止国家和作家之间“包养”和“被包养”的关系。
 
    然而，我们不得不悲观地认识到一个现实：新一届文联和作协的领导机构将在这次会议上产生。这就意味着这种僵化而官僚的文化体制还将继续，改革仍将遥遥无期，而体制内的作家们也无需准备自己为文学买单或者像洪峰那样上街乞讨以示愤懑和抗议。 （文/ 星岛环球网 陈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