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狗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也带来了社会问题

　　城市养狗成患，这样的事情若是放在几十年前，绝对会有让人不可思议之感，然而现在，这却成为实实在在的问题。北京、广州等城市限制养狗的政策已经出台，但是仍充满了争议，爱狗人士、养狗人士与厌狗人士、被狗伤害过的人士各执一词，观点泾渭分明甚至针锋相对。似乎，养狗的个人权益与社会的公众权益是冰炭不能相容。

　　养狗成为社会问题，原因只可能有两个。其一是狗养的太多了，城市无法容纳；或者狗主人看管不力，给旁人造成干扰甚或伤害。从现在的情况，这两种情况兼有。

　　“狗有湿草之恩”，人类一向视狗为忠诚的朋友，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狗也象征着谄媚和奴性。但是毫无疑问，养狗的历史对中国人而言也是源远流长的。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下去就会发现，作为一种传统，中国人养狗主要发生在农村，而城市养狗养狗的历史，则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农村地方辽阔，养狗属于粗放形式，既无狗链子的拘束，也无专门的狗粮喂养，人们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甚或立冬吃食。这与城市养狗有着天渊之别，从功能上来说，城市人养狗是为了排遣寂寞、追赶时髦、炫耀身份；从放养环境上来说，城市没有自由空旷的区域，人们也没有邻居间的亲切交往，狗的生长环境如其主人一样封闭。

　　可以说，中国人城市养狗的传统远远没有形成。如果说豢养宠物也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姿态存在的话，那么中国人的养狗文化还不能囊括城市养狗的特点。然而，尽管城市养狗的传统尚未形成，但城市养狗的数量却突飞猛进，形成浩瀚之势。据媒体的报道，北京市区目前有宠物狗一百多万只，登记在册为五十五万只；而在南方的深圳，也十万个养狗户，其中40.67％养了2只。有人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宠物”将增加5倍，达到5－6亿只。

　　这样的增长速度的确过快了，须知对城市养狗实施管理措施也是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的，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城市养狗的数量还不足以形成“狗患”，对城市居民造成的侵害、干扰。

　　养狗的理由有很多种，不论是喜欢狗还是因为寂寞甚至为了炫耀追赶时髦，都是一种需要和权力——这是一种私权；但是狗数量的大增便威胁到了公共权益，狗咬人、狂犬病、惊吓儿童老人、污染环境等等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养狗不受控制，一人养多条狗的现象普遍，几年后城市的养狗数量真的达到五亿多，那将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控制养狗数量是当然之举。为了加强管理，当局的方式主要为办养犬证，配合以罚款，试图以增加养狗经济成本来控制养狗数量的增长。但这样的方式仍失于粗糙，对于有钱人来说，区区几千块不在话下，多养几条狗又何足道哉？而对于确实需要养狗来陪伴自己的空巢老人而言，这样的手段又让人寒心。

　　政策需要更多的细节配合，成本不应只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但是这些都不太够，要让人们放弃养狗，还需要一种城市文明的自觉，以及他们不再养狗之后，仍能从其他渠道获得安慰和排遣。

　　生活在以生态和谐为理想方式的城市中，人们以网状的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个人空间的自由与公众秩序的维系，以及公权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都应是一种文明的自觉。单身潮、老龄化的出现，空巢家庭越来越多，无可否认，豢养宠物给越来越多身心感到孤独人予安慰，人们确实需要养狗；然而以饲养高大凶猛的犬类为炫耀的资本，以名贵宠物的数量为骄傲的现象也大有人在，许多人热衷于养狗，却不承担看管的责任，无异于叶公好龙。

　　人们应理解爱狗人士的养狗行为，这是文明的宽容；而养狗的人应尊重公共权益，乃是文明的责任。

　　城市养狗在国外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在中国却仅有一二十年，因此我们能够想象，养狗作为一种存在将在城市里持续下去，而养狗之道（德）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巴黎也曾出现过“狗患”，已经过去了；北京等城市的“狗患”只表明养狗道德自觉、制度约束跟不上养狗的数量增长，但也将成为过去。（文/星岛环球网 吴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