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11月15日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

　　余英时生于1930年，1950年去香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钱先生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之哲学博士学位。

　　与其同时代的诸多学者一样，余英时先生不仅国学功底深厚，又有在西方学习、生活的经历，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正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可以说兼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宏观视野。

　　余英时先生是历史学者，也是一个大儒，在当下中国重提儒家文化的背景下，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余英时的获奖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儒家传统的发扬如果仅停留于少数学者的身上，儒家文化于中国又有何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人与西方人很大的一个不同便是缺乏一个共同信仰的宗教，在法律和政治之外，维系这个社会运作的秩序是血亲和宗族，以及一个抽象的传统文化，而这个传统文化被归纳为儒家文化。可以说，这样一个运转了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给了所有中国予价值观，在充斥了经史、科举和文牍的封建统治结构里，儒家文化是其中的核心。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积弱已经证明了儒家文化的衰弱，始有新儒家的提出。历史学家刘梦溪说：“新儒家所关切的，无非是当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崩塌之际，为解除文化危机寻找一个立足点。”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家文化其实部分地取代了宗教的作用。

　　如果说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曾经深入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话，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儒家文化又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使其不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得到薪火相传，也能够为所有中国人所接受，又能重建中国人的伦理和价值观，就成为一个关键。

　　实际上，80年代新加坡就曾推行过“儒家伦理计划”，使儒家文化参与到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之中。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家”，仍然仅是一种学术，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文化”样本而存在着。正如余英时先生的发问：“那么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这样的儒学其可能的最高成就是什么？”（文/星岛环球网 吴正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