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英]R·H·托尼著，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2月，定价：26元

　　我总觉得英国经济史家托尼（R.H. Tawney）不应该那么默默无闻地被淹没。翻翻我们的出版史，1928年商务印书馆就翻译出版过他的《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1930年神州国光社也出过他的《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托尼还有一本《中国土地与劳工》，实证地研究中国的农地，蒋廷黻对此就备加推崇，不过似乎一直没有译本。解放以后，托尼的工作却基本从中国人视野里消失了。张五常在研究中国租佃问题时，大力推荐卜凯（J.L. Buck，即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的调查工作，倒也没忘记点评托尼，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这就是托尼在中国的命运了。

　　西方学界公认托尼最重要的著作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此书出版于1926年，是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批评与补充。甫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知名学者如奈特（Frank Knight）等都纷纷为之撰写书评，直至今日仍畅销不衰。与之构成对话关系的经典如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都已译介进来，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有多个译本，而直到托尼这本书的中译出现，汉语学界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把握西方对“资本主义兴起”这个大问题的基本思路。

　　托尼这本书与韦伯的进路构成强烈的紧张。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坚持说，赚钱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享受。只有这种精神气质所表现的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新教徒个人就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不论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到底是什么，他都将对此有责任和义务。这种信念牢牢地受新教伦理支配，这才导致了企业家精神，主要就是创新的精神。新教徒会不安于现状，他们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这些人是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是社会扩展的基本动力。最终，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生活，他们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托尼则完全反对韦伯把宗教与世俗生活完全联系起来的方法。实际上，这与特洛尔奇和韦伯之间的紧张有类似之处。托尼与特洛尔奇，这两位都敏锐地意识到近代资本主义中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都从教会组织、清教活动对底层资本主义作用的有限性展开论述。托尼在这里表现得像一个宗教史家，第一章写中世纪神学背景；第二章介绍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第三章谈英国教会；第四章谈清教运动；第五章就是结论。全书显得单薄。但只有仔细读，才能发现每一段都贴着底层的不为人关注的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在谈。作为一个坚持彻底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托尼把自己包装成宗教史家，连这个手法都和特洛尔奇一模一样。其实托尼熟知近代经济思想演变的过程，但他这么做，只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价格和利息理论，而在于它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经济机器。”

　　中世纪的行会由教会而来，并不见得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交易模式。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行会的本质与现代大学更接近，而不是现代企业。行会中处处渗透着“公平工资”和“公平物价”的思维模式，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经过希腊、拉丁教父整合的产物。贪婪有罪，高利贷将受到惩罚，行使这一切权力的正是与经济现实贴得最紧的教会。教会反复宣讲，劝人放弃财富，却将身示人以贪婪，宗教改革势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