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年，陈虹（音译，Chen Hong）还认为离婚是一个美式概念，远离她上海的生活。后来她发现丈夫趁她不在的时候多次拨打一个神秘的号码。如同多数中国妇女，陈恪守儒家传统，即无论发生什么事，妻子都应该把丈夫当成神一样侍奉。但孔子生活在多个世纪以前，而42岁的陈是一个收入丰厚的电信行政人员。她表示，“我想离婚。这是我的人生希望再现的唯一办法。”

    在不是很遥远的过去，在中国作出如此的冲动行为是罕有的，甚至是非法的。终结婚姻在中国长久以来被视为耻辱，而且有几年执政的共产党干部禁止几乎所有的夫妇离婚，把这看作是资本主义浮躁的象征。在八十年代，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3000对夫妇离婚。但经济改革放松了党对人们生活的控制，并引入了西方的态度，离婚率高扬，城市地区尤其如此。

    西方的社会学家可能争论离婚是否如此有害，但无疑中国人已经不再受到“至死不渝”的婚姻理想的束缚。即使政府也顺应了这个趋势，在2003年简化了离婚程序，民政事务部门过去要几个月时间处理的事情现在只需要15分钟。随着如此多年轻夫妇离婚，一个新词进入了中国词典：闪电离婚——婚姻的长度如同好莱坞浪漫的平均水平。汇才人力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黄荣华女士（Eva Wong）表示，“西方有七年之痒，但在中国是一年之痒。”“中国的生活改变得如此之快，如果不再新鲜或令人兴奋，人们只会终结他们的婚姻而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

    离婚繁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数是妇女提出终结婚姻。最大的原因？丈夫有外遇。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可以包养情妇的额外收入。在帝制时期，妻妾成群是普遍的现象，但在社会主义时期几乎是不可能的，工资少之又少，而且几乎不存在隐私。如今情妇如此流行，以至于中央政府要求官员向国家报告他们的外遇状况。在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一些街区被称为“二奶村”，因为里面住了很多情妇。舒昕（Shu Xin）以前是一位专栏作家，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婚姻咨询机构，“一般来讲，有自由是一件好事。但自由意味着诱惑，而且多数中国男人不能抵挡外遇的诱惑。”

    差别就在于越来越少的妇女感到必须忍让。李洁（音译，Li Jie）的前夫包养情妇多年，甚至还在同事之间公开。但当李洁走进前夫及其情妇的卧房，她终结了六年的婚姻。她表示“女性现在对婚姻有更多的期望。她们不会忍受母亲或祖母要忍受的事情，而且她们也不以离婚为耻。”“我希望找个可以相爱的人。我之前选人选得不好不代表我没有再一次机会。”

    离婚率的高涨为中国的企业带来机遇。上海的受理离婚的律师的数量在过去五年涨了五倍。一些中国人担心离婚的前景，拒绝结婚。去年全国有828万对新人结婚，比2004年少了44.1万对。也有人并不羞于具体指出自己想要什么。婚姻顾问舒表示“对上海的年轻女子来说，她们对婚姻的一个主要要求是男方要有房有车，有一些积蓄。”但是单凭丰厚的银行帐户不能确保美满的婚姻。北京大学的社会学家夏雪鸾（音译，Xia Xueluan）表示，“在如今的中国，物质得到推崇，取代了爱等传统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几年来离婚率攀升。”这不是离婚本土化的唯一迹象。去年最热的一部电视片就是强调现代关系的缺陷。它的题目？《中国式离婚》。（作者：HANNAH BE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