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发起一场运动，专门针对食品和药品行业的腐败管理者。

　　但是，一场短期的运动能否确保中国产品的安全性，并恢复公众的信心，这一点令人怀疑。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官僚机构中的少数几个坏人而已。

增长战略有待调整

　　从能力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人力不足、硬件落后，这些原因导致它们难以监管如此大的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内有无数为了迅速获利而靠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是危险产品起家的企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公共道德感的沦丧和许多企业主抱有的一夜暴富的思维方式为反社会的行为创造了一个宽容的环境。从管理角度来说，中国改革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许多反常现象的出现，进一步阻碍了规章制度的执行。

　　事实上，有关食品污染和假药的丑闻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目前执行的增长战略的局限性，以及裙带资本主义的危害。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一直执行的一项战略就是，依赖快速的经济增长维持稳定。

　　然而，这种战略有着巨大的延时成本。这一战略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它阻碍了法治进步和文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稳定的沉迷大大削弱了管理部门的能力，使之难以管理更具活力、更复杂的经济，而且无法监督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却不对公众负责。

地方官员权力过大

　　让问题变得更糟的是，这种管理模式让地方官员拥有了太多的权力，而剥夺了一些关键性管理机构的自主权。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中国拥有无数旨在让其食品、药品和消费品更安全的法律和法规。这个国家的管理机构可能也有名义上的权力和授权。但事实上，此类监管机构是无效的，因为它们的关键人员都是由地方上的官员任命的，因而自然为地方上的利益服务。

　　这种局面造成了两个冲突。从制度上来说，一个监管机构的任务就是确保产品的安全，但地方官员更关心当地的经济增长，因为他要藉此来升职。

　　所以，地方官员更愿意允许他管辖范围内的公司——纳税者和就业机会的创造者——从事监管者认为有害的活动，例如污染和生产不安全或者假冒的产品，由于地方官员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不平衡的政治权力，所以这些领导人通常都能为所欲为。

　　当地方官员能够从这些成问题的经济活动中获利时，就出现了第二个冲突。为了寻求保护，中国的企业主会用金钱和公司股份贿赂地方官员。结果，公司生产的有害产品对于地方监管人员来说就成了碰不得的产品。

少搞短期权宜之计

　　如果拥有一个强健的司法系统、充满活力的文明社会和有力的监督，中国本可以控制这些裙带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打击腐败方面，没有什么比透明、舆论和不偏不倚的第三方执行者更有效。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种机构和社会条件。

　　是中国抛弃旧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了。如果不对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中国就不太可能建立起与其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协调的有效监管体系。随着中国的力量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消费品市场上占据很大份额，如果不能在国内进行清理整顿，那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而这种后果可能最终危及到中国的生存战略。

　　如果外国消费者和他们的政府认为，中国产品不适于消费，而且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那他们将大幅减少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国制造”的标签——现在这个标签成了低廉价格的同义词——将很快对消费者失去吸引力。

　　在市场压力下，为了降低信誉风险，在中国开展生产活动的西方公司很可能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产品更安全而且质量控制更严格。由于对外贸易现在占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二，这种结果会对中国的出口行业产生毁灭性影响，并损害经济增长。

　　中国面临的选择很清楚，短期的权宜之计——例如拿几个腐败官员开刀——无法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了重新赢得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信心，中国必须表现出持久的意愿，并采取相关的机构改革。（作者：裴敏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