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里，中国似乎出口一切东西，那么出口观念、传统、商业行为——包括腐败，又有什么奇怪呢？

　　中国变成邻国（包括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政府以数十亿美元储蓄为后盾的“走向全球”命令下，它还变成一个更大的投资者。它越发变成援助游戏的玩家——它的公司（通常是国有的）争取来自跨国捐助者和贷款者（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厚利合同。中国公司在菲律宾涉嫌操纵援助贷款项目的竞投，即使在官商勾结腐败之名远扬的菲律宾，这些丑闻也是很突出的。

　　在中国之内，腐败仍然是个大问题。但尽管腐败官员特别遭人痛恨，企业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宽恕。直到最近，中国的法律才瞄准行贿的人，很少人被控以行贿罪。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这是经商的天然组成部分。如果你想要合同，你就要为此贿赂某人。

　　这是一个弱点，可能最终削弱中国继续投射“软实力”的希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软实力”投射取得很好的成绩，主要是通过经济接触来实现。

　　在国内，内幕交易不仅猖獗，而且基本上被那些内部的人视为无害的、例行的商业行为。中国许多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有适当关系的人们瓜分。

　　在最高层面，中国的领导人严辞谴责腐败。中国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上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事关民众对党的支持以及党的生存。但当重要官员被起诉时，例如去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政治失势，而不是因为道德缺陷。

　　如今在中国，为了就业或晋升付钱是普遍的事。人们往往耸耸肩，就当这是投资。

　　卡特利奇（Simon Cartledge）于最近一期的《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上表示，腐败可以帮助调节政治和经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它的继续存在（在一定限度内）让国家运作：通过经济增长增加所拥有的资源，而不必为商业利益牺牲政治权力；有选择性地打击地方政府，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南华早报》财经专栏作者Jake van der Kamp表示，贿赂和官僚彼此间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化解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消融中央计划。

　　这两位作者都在香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英文直译为反腐败独立委员会）的地方。廉政公署仍然非常有效。

　　在中国大陆复制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独立（Independent）”这个词。大陆只有一个独立机构，那就是党，而它无法容忍其他自主的机构。

　　如果说这个领域会发生变化（就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起一系列的自由化），那它最有可能发生在日益融入更广大的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商业世界（甚至在菲律宾），人们希望摆脱伴随腐败而来的资本分配不当和个人不平等。（作者 Rowan Callick）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5197,22933139-1854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