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陷入货币流动性过剩和部分产业、地区资金缺乏的两难境地，业界亦称之为“松货币，紧信贷”。

　　央行的4月份月度金融运行状况显示，4月份M2同比增长18.9%，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4.8%；M1同比增长12.5%，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2.5%；从环比看，两者差距增加了0.3%，“喇叭口”现象明显增加。

　　而在另外一方面，大量的产业链下游企业、西部和农村地区面临贷款难、融资难的现状。

　　外汇占款过多是公认的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原因之一。在加工贸易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背景下，最直接后果便是外汇占款达到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70%以上。

　　在现有外汇管理制度下，作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最直接渠道，商业银行承担了解决货币流动性难题的主要责任。由于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及监管制度等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不将贷款集中投放在回报率更高和偿还时间更快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这一轮宏观调控指向的投资过热领域。

　　因此，有部分学者以及研究机构提出可通过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办法，从源头缓解货币流动性过剩困难。市场的反应也正如学者的期待，对进一步升值的期望愈加强烈。

　　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的情况下，不宜将过多的希望放在人民币升值上。原因如下：

　　首先，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正日益增大。由于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多数为来料加工或代工，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公司，因此，一旦因人民币升值产生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固定投资成本的增加，可以预见出现加工企业向印度等亚洲其他国家转移的迹象。事实上，在2003年非典期间以及鞋类产品遭遇反倾销之后，已经有跨国公司加大了在中国周边国家设厂的力度。不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

　　其次，中国内部投资区域转移的可能性值得商榷。有观点认为，在人民币升值后，外资将抢占中国内地城市，再次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但现实的问题是，设厂并非看重的只是劳动力成本问题，还包括交通、法规建设以及其他配套软硬环境的问题。相比东部地区，西部除少数城市外，主要地区显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对跨国公司来说，重新培育一个基地，显然要比转移到另外一个发展中市场要困难得多。

　　再者，升值预期的贪婪是无止境的。金融系统最可怕的便是市场参与者不断攀升的预期。一旦官方认同了现有的升值预期，市场还将产生进一步的预期。这样无休止的任由市场“索取”，最终的结果将是无法应对一再升值影响的中国企业被迫提升成本，中国产品出口优势无存，经济增长失去动力。麦金农、蒙代尔等国外学者一再强调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宏观调控不应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是单纯以堵为主的大棒政策。相比简单的阻断货币增发源头的升值政策，倒不如想想办法如何有效疏导多余货币的流向，比如极度渴望资金的科技创新体系。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对科技企业的投资，带来了互联网时代的全面领先，现在的中国也不妨考虑一下，将多余资金引导至生物研发等领域。

　　当然，这一切需税收、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作者：牛智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