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国对海外油气需求的日益增加可能带来的后果时，爆发冲突已成为眼下流行的一个观点。更有甚者，如吴磊和申琴宇就曾在4月份的《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预计中国和美国将为争夺第三国的石油储备而发生军事冲突。但未来的前景不见得会如此黯淡。

    让我们姑且先把对中国在富含石油的“流氓”国家开采石油这类寻常的担忧搁置一边。自三十年前结束对中国的全面贸易禁运后，美国就一直未再试图阻止国际市场上的石油输往中国。

    中国的一些团体抱怨美国在中东地区耀武扬威，不过他们忽视了重要一点：没有美国竭力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免受人为破坏，驶往中国的油轮也难以保证安全。时至今日，中国仍完全依赖外国油轮将从波斯湾购买的石油运回中国。

    马六甲海峡也是这种情况，美国肩负起了保护这一地区的海上运输线免受恐怖袭击的重任。中国一边从中免费享受好处，一边却指责美国在世界的敏感地区把手伸得太长，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

    美国在1979年1月同中国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定每五年续签一次，至今依然有效。为了规划和协调两国政府间的科技合作活动，双方在1980年建立了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并一直活跃至今，主要指导两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

    在美国方面，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作。中国方面，科技部组织了中国的研究院、企业和个人参与了与美方的合作项目。2004年，中国政府任命了一位副总理负责中方的协调工作。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已经扩大到3万多个项目，促进了中国在煤炭开采和消费、能源效率、核安全以及中国国内能源勘探带来的中国环境和健康问题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中国在清洁煤炭技术──尤其是煤炭脱硫技术──方面的发展从中美科学家的合作研究中受益匪浅。中国煤炭工人死亡人数的增加说明，中国仍非常需要同美国加强合作，加大煤井杀手瓦斯气的商业化应用力度。

    与此同时，妨碍中国从此类合作中获得更大利益的障碍来自于中国本身制定能源政策的能动性，而不是美国方面缺乏兴趣或意愿。比如，面对煤炭、石油和电力行业的既得利益，中国尚未找到强有力的机制推广节能技术和新能源。

    美国观察家常常将2005年成立的由总理亲自领导的能源领导小组视为中国在能源政策制定上走向重商主义的证据。不过，同命运多舛的能源部一样，能源领导小组下属的能源办公室尚未能树立起不受国内石油垄断企业和煤炭公司影响的监管权威。

    许多能源公司都同当地利益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既得利益通过大权在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影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能源政策。国家发改委担负著确保经济增长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双重使命，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矛盾之处。

    中国在1980年开始向合资企业开放国内的石油和煤炭领域。美国的大石油公司都同中国石油公司成立了许多合资企业。较小的美国石油公司也通过合资企业进入了中国的部分市场，开展地质调查。

    尽管石油公司之间的投资和撤资在全球范围内非常普遍，但让美国石油公司深感不满的是他们不被允许持有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多数权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美国在2005年反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收购。

    不过，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和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等项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显示出了中美企业在中国的广泛合作空间。这个合资企业将扩建和升级位于福建省的现有炼油设施。当中美两国的石油公司能够彼此更友好地相处时，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气氛也可能会得到改善。

    在本届美国政府中，包括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在内，现有四个与中国在能源等领域进行对话的常设机制。其中三个完全与能源有关：能源政策、石油天然气工业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双方的多个政府部门参与到这类对话中。那么，如何解释美国在讨论能源安全时将中国越来越多地视为一个让人不安的因素，而且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呢？

    美国认为，在满足其海外能源需求方面，中国已对其构成威胁──这种说法已成为引发华盛顿特别是国会政治辩论的话题之一。同时，不应只带著对中国人的怀疑来看待这种说法。

    美国意识到全球石油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其产生冲击，这是推动美国实行有效的节能政策的一个动力。而美国提高燃油效率对中国同样有益，因为世界范围石油储备非常有限已是全球共识。

    中、美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中国是否在世界各地加紧“锁定”油田并从全球市场“转移”石油？美国能源部今年三月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国石油行业的报告认为，即使中国在石油项目上的权益投资从全球市场“转移”了资产，但由于此后这些资产并不是用来转售，所以中国的做法实际只不过取代了中国原本会在公开市场购买的石油罢了。

    一个国家利用权益石油来保证进口来源的做法值得商榷。中国石油企业指出，美国进口石油中有超过40%是权益石油，而中国从公开市场进口的石油超过了90%，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

    在中国与几乎所有感兴趣的供应方进行的高级别外交中，“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字眼不断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中国在寻找海外石油供应来源的过程中，对市场基本面的考虑只能退居次席。

    这种情况下，各方需要在世界石油市场如何运转以及它的运转将如何影响一国为实现海外供应安全所作的努力达成共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为它的石油外交付出代价。国际社会有关中国与苏丹、伊朗、乌兹别克、委内瑞拉等国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被添“油”加醋地大肆渲染。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被美国定为“流氓国家”者往往也是“富油国”。这些“富油国”出口的唯一产品就是石油，而且往往政治腐败，让在世界各地传播民主和全球化的美国感到非常不快。

    另一方面，以苏丹为例，中国在该国的投资已帮助它成了一个石油出口国，从而客观上扩大了世界市场的供应量。假设中国石油企业撤出苏丹，让其他国际石油公司留下来，甚至让美国石油公司进驻，那么这个麻烦不断的国家是否就能随即迎来民主和正义了呢？这很难说。历史证明，石油进口国对许多产油国的变化并未产生多大影响力。

    也就是说，中国局限于像2006年初那样向苏丹派遣维和部队的做法还不够。中国需要做的是，对美国的不满作出更有针对性的回应，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所谓“不干涉别国内政”这套说辞。

    为防止人们预言的冲突变成现实，中、美双方应在两个关键领域建立合作：改善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中国能源应用的多样化。如果美国能帮助中国扩大利用核能（当然是在仅限于民用且不会导致核扩散的前提下）的比例，那将对减轻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影响大有裨益。

    中国沿海地区从自然条件上讲很适合发展核电，而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核电有助于这些省份降低对进口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并减少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能源运往南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

    中、美早在1985年就曾签署过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但美国对是否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仍显得瞻前顾后。怀疑论者会认为，上述协定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中国是否配合美国阻止朝鲜和伊朗开发核武器的努力。

    我认为，中、美在中国民用核能开发上的合作或许能让中国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步调更一致，就像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所做的那样，这将让美国更乐于与中国合作。至少，这两个计划可以同步进行。

    而且，鉴于美国正在与印度合作开发核能，与中国重新开始能源合作能有助于缓和中国在能源安全这一战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换句话说，我们既有条件、也有理由将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问题）转化成中、美两国建立互信的契机。这两个大国应该学会如何相处。（作者 查道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