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业已4度推迟付诸表决的《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可能第五次推迟表决。这一修正案，由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牵头发起。

    由于该修正案威胁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关税，因此被视为可能根本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核武器”级保护主义议案。

    也正由于其导致中美两国两败俱伤的潜在破坏力太强，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商界因此普遍呼吁推迟或取消表决该议案，这份议案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表决了。

在汇率问题上这一修正案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这次两位参议员与刚刚访华回去的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Paulson）会谈之后，对是否在本周提请表决这项议案闪烁其词，外界普遍推测可能再次推迟；而由于面临竞选连任的部分议员需要返乡全力冲刺11月的中期选举，9月29日是本届美国国会的最后会期，国会随后将开始休会，直至明年1月新一届国会开始运作。因此，该提案如果不在本周付诸表决，就将沉寂一段时间。

    这项修正案之荒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不少学者早已作过详尽的剖析。而就达到其所声称希望达到的目标———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而言，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口气强硬、充满威胁意味的修正案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中国政府即使觉得从经济上看扩大人民币汇率调整幅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也不会在外国制定这样一份法案时调整汇率，因为在这样的时机采取这样的行动，只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软弱可欺的表现。

这一修正案最终成为正式立法的几率渺茫

    当然，可以断定，《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最终成为正式立法的几率颇为渺茫，因为且不提这份议案能否通过参议院的表决，即使能够通过参议院的表决，也很难通过众议院的表决；即使参议院、众议院两个关口均告失守，也还有美国总统表决的关卡，我们不必过分担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一场荒唐的贸易争端。

    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对舒默和格雷厄姆两人而言，他们要最大程度地在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中施加影响，保持发言权，最好的办法就不是迫使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表决这项议案，以免由于这份议案没有过关而让他们就此话题出镜的机会烟消云散；而是把议案推迟到中期选举过后表决，或干脆等到新一届国会明年行使权力时再付诸表决，这样他们反而更有可能在涉华问题上继续发挥影响力，继续给中国施加压力。

在对外经贸谈判方面不用过度追求口径一致

    不必为《舒默-格雷厄姆修正案》最终成为正式立法的风险而过多操心，但在此问题上显示出来的美国对外经贸谈判机制的某些做法，却值得中国借鉴。与口气温和的美国政府内部少有的知华派鲍尔森相比，两位参议员先生显然很难给中国人以好感。

    但必须明白，一个大国处理对外关系就必然要在内部进行分工，有人唱红脸，也要有人唱白脸，两者不可偏废。笔者相信，由于对中国相对较为了解，鲍尔森内心更倾向于同中国展开理性的协商，相信这是增进美国利益的更好途径；也正由于他的中国背景，在美国统治集团眼里，他是与中国开展温和对话的合适人选，但无论是由鲍尔森还是其他任何人来执行这个使命，都不可能因此而取消对中国大叫大嚷的角色。美国如此，中国同样也不应例外。

    而且，即使鲍尔森个人对处理中美经贸问题有着理性、温和的见解并努力推进，他的理性见解也未必全都会成为美国政府最终的政策，他也不可能推卸作为美国财政部长而必须履行的某些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

    就在不久前的国际基金组织年会前夕，鲍尔森就向基金组织提交建议，呼吁基金组织“马上”修订实施30年之久的关于汇率政策协商义务的1977年《第一监督决定》（5392号决议）；建议授权基金组织考虑“一国汇率政策在全球背景下的协调性”，同时调查哪些是“估值不合理的货币”；并降低基金组织对特定国家的汇率操纵采取措施的门槛，因为按照基金组织目前的相关规定，认定一国操纵汇率并采取相应惩罚措施的前提条件非常严格，还需要有充分的动机证明。

    实际上，美国此举就是希望借助基金组织压迫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加快汇率调整的步伐，加大汇率调整的幅度。我们不能因为鲍尔森作为美国财政部长必须采取某些对中国施压的做法，而否认他是一位颇为可贵的朋友，也不能对国际经贸谈判中的个人感情和偏好寄予过高期望。

    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对外经贸谈判方面有些过度追求口径一致了。决策层对外口径一致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将损害政府的行动能力，但中国社会上对经贸谈判的策略选择必然存在不同意见，让这种意见通过合适的渠道、方式表达出来，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也有助于向谈判对手施加压力，为中国赢得更多的主动。（作者：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