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有“南国第一村”之誉的深圳万丰村的崛起，潘强恩的名字早已蜚声海内外，但要对他个人下定义，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潘强恩将村民的人均收入从349元提升到现在的三万多元，让全村老少两千人，人均拥有一百万资产，他似乎是个能人。但潘强恩那家族式管理以及“一言堂”的做法，又让他被冠上“村霸”的恶名。
 
　　从1982年，37岁的潘强恩当选万丰村党支部书记开始，“经济能人”的光芒就在他透顶闪烁，村中财富一直以递增的速度积累。但随着潘强恩地位越来越高，以往和村中老少有商有量的日子也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人独大的模式，反对潘强恩的声音开始出现。一直到2001年，万丰集团决定停止向村民派发投资红利，村民对潘强恩爆发了，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讨还红利的官司，也将于近日开庭审理。

一个明星村落的诞生

　　万丰村（2004年7月改为社区）曾经有“南国第一村”之誉。但在1970年代末，万丰还只是一个边陲小村，根据《万丰村史》记载，那时村里的青年男女都在苦练游泳技术，以备偷渡香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经历第四次土地变革，万丰村也在1980年将全村的3800亩耕地分田到户。1981年底，万丰村党支部换届，37岁的潘强恩当选支部书记。此时，香港加工业正在向内陆转移，潘强恩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当时就盘算把村集体的大片荒坡林地推平后盖上厂房，为港商们建好工业基地。1982年3月，万丰村引进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在此后的13年中，110家企业进驻万丰村。目前，万丰村中有145家企业。用潘强恩的话来说：“万丰村1981年经济收入是四万元，1982年就跳到了21万元，现在每年的经济收入则在两亿元，最贫穷的居民家产也超过一百万，这是超乎想像的。”万丰村快速致富的路途上，潘强恩个人的能力和风格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村落的形态。他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在逐渐成为万丰村领导核心后，潘强恩创制出“共有制”。潘强恩把公有制比作一杯清茶，而共有制就是一杯有着更多营养成分的奶茶。
 
　　据《万丰村史》记载，万丰村民1984年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又在1987年以集体贷款的形式使人人成为股东，万丰村自此走向共同富裕。到2000年8月，深圳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潘强恩任董事长，万丰村声名鹊起。1991年底，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召开了农村改革万丰模式研讨会。1998年，万丰被授予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村。1992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到万丰考察并题词：不是城市似城市，如此农村胜城市。潘强恩成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的明星人物，广东省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商界风云人物，不胜枚举的头衔接踵而至。学界则将中国农村发展中的这一模式称为“能人经济”“强人治村”。潘强恩也认同这种“能人模式”，他说：“能人不会失败，失败了就不是能人。”然而，昔日的能人现在正被红利风波困扰。

红利风波掀翻潘强恩

　　反对潘强恩的声音是从1992年响起来的，村中的老人潘学灵回忆称：“1992年前，潘强恩大公无私、很为群众着想，很少欺负群众。但1992年后，他开始变得自私霸道。”说起潘强恩的“霸道”，潘工作上的搭档潘九根表示：“潘强恩刚上任时，支部班子是团结的，七个支委凡事商量，像兄弟一样。但在获得了个人荣誉之后，他变得独断了，很多事情不再与我们商量。例如潘强恩建议到新疆买地种棉花，很多村委都反对，就没买成。以后再有关于买地的事，他就不和我们商量了。”
 
　　村中的人对潘强恩越来越不满，一直到2001年，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不再为村民们分投资红利，反对潘强恩的导火索终于点起来了。“万丰集团负债12亿元、村民平均每人负债55万元”的传言则令村民们惶恐。股东们长期压抑的对致富带头人的腹诽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一言堂”、“家族统治”成了部分强硬的村民攻击潘强恩的口头禅，更极端的言辞斥他为“村霸”。村民们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问题，还选出了自己的村委会主任与潘强恩抗衡。
 
　　对于红利风波，潘强恩显然极为愤怒，他在不同的场合公开表示：“你们（村民）的投资红利早就分够了。从1993年到现在分了七个多亿。投资红利当时说三七分，股东不负责一切费用怎么行嘛！除去费用，一分钱都不欠他们的。”潘强恩又表示，集团现在正在算二十年的明细账，在算清楚后会给股东代表们一个交待。然而潘强恩此前的表态已经令股东代表们惶惑不安。他的威望也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消失。有村民直接说：“潘强恩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潘强恩以他所推崇的学者般的淡定对待反对者的攻势，他说这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他还说：“没有争议就没有生命力。我是不是民主，任由百姓评说。”但潘强恩的另一句更让人记忆深刻：“群众素质比较高的地方需要民主，群众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主要靠领导人敏锐的目光和果断的判断力来进行。”
 
　　事实上，强人治村在中国农村经济发达区域普遍存在，它成为一个时代的必然经历。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地方，村民们一定会选一个能人来治理村庄，但能人往往不可能是道德楷模，他总会突破道德的约束。这样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总会爆发的。能人带领村民一步步发展起来，这个过程有着强烈的人治色彩，在进一步市场化的今天，这种治理模式必须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现在，万丰社区股东讨还投资红利的行为开始走入法制轨道。不久前，股东之一的杜春联接到了深圳宝安区法院的传票，他个人向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讨还红利的案件4月12日将开庭审理。杜春联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案子，股东们都在盯着我，他们将随后跟进。居民们讨还红利的过程将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