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底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1968年的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到将近18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作为一场浩大的群众运动的主体，知青是文革的参与者，是文革的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他们更多的承载了文革所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在1976年10月的政治巨变后发生了裂变。

有人劫后辉煌 有人沉入底层

　　那些有幸赶上77、78届大学末班车的知青们后来成为社会的中坚，在各个领域里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而大多没能考上大学的回城返乡知青最终沉淀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有知青经历的社会精英存在于政界、商界和学术、文化、艺术界等。其中，身任高级官员的人物最为引人注目，因为早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地位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这些人从不讳言那一段经历，因为这意味着拥有实际经验、艰苦环境的锻炼、与下层群众的自然亲和力等等优秀素质。

　　商界中的成功人士构成前知青群体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当这些人讲述自己早年磨难和日后成功的关系时，他们的故事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其实，许多人从商是出于偶然和无奈，投身于“文革”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他们不甘寂寞但上进无门，幸好有了市场经济，使他们得到发挥能量的机会。

　　与那些享受“劫后辉煌”的人相比，更多的人是普通的人，非常普通的人，甚至是有些悲惨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几年前，一位国情专家在分析中国失业问题的文章中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有两次失业高峰，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在1990年代后期，其中利益受到最大、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回到城市的大多数知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成了外人，看着大街上私人轿车的奔流，看着拔地而起的新型住宅，既无奈，又无助。

　　还有那些永远留在农村的知青，他们活得更沉重，也许沉重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不再能感觉沉重的分量。如果不是在有关知青的电视节目中留给他们几分钟的画面，我们很可能完全想不起他们的存在，想不到历史大潮流会把人冲得那么远，那么七零八落，一些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精英意识对上弱势群体意识

　　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种悲欢离合的情节，相互之间的命运、前途形成巨大落差。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自我感觉和对现状与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别，使得这一代人除了曾经有过的一段共同的、难忘的经历，以及回忆起这段经历共有的感慨之外，很少其他的共同点。

　　但是，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底色上看出一些岁月沧桑的烙印，比如吃苦耐劳的精神，关注现实、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对平等和公正的敏感，以及对旧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这些特征使他们在刚返城时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意识，并对改革开放天然地支持。但随着时光流逝和利益分化，共同的感情、语言已不复存在，“我们曾经都是知青”不再是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意识和弱势群体意识的对立，满足于现实、顺应现实和不满现实的态度差异。

不该遗忘的一代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民谚形象地注释了知青格局的分野。知青群体全方位突变的勇气源于反思灾难后的人类智慧，源于每个知青对梦想的渴望和人性的伸张，是被压抑之后如地火运行最终迸发的勃勃生机。

　　但无论是浮出水面的幸运者，还是永远沉默的大多数，知青们在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同时，也在推进时代的进程，从而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人们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