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爱尔兰人是欧洲最贫穷的居民，失业率接近7%，农业人口占全国就业年龄人口的15%。今天，这个顿顿吃红薯的国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专家称，爱尔兰的经济变革的速度比大麦变麦芽还快，比麦芽变吉尼斯纪录大全还快。

　　在都柏林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食客拥挤的餐馆里，人们开始喝起香槟来！这条街每平方米的价钱比巴黎市圣日耳曼德普莱街区（Saint-Germain-Des-Pres）还贵。喝香槟的理由很多：庆贺失业率只有4%，庆贺经济年增长率达5%，庆贺在欧洲人均财富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仅次于卢森堡。

　　爱尔兰人乐观极了，就连宣布首批企业外迁的消息也没能使他们扫兴。企业开始外迁，是爱尔兰工资上涨的结果。都柏林三神一体学院大学校长赫加蒂解释：“人们正在适应以白大褂代替蓝工作服的变化”。全球知名大集团，如IBM、微软、朗讯（Lucent）、惠普（Hewlett-Packard）等已经把爱尔兰作为人才培养投资基地。爱尔兰这座昔日的欧洲加工厂，现在正成为真正的硅谷。

　　大幅降低税收战略已不足以解释爱尔兰何以发生这种巨变，爱尔兰成功的秘诀还包括其它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政府瞄准未来的信息科技业和制药业的巨头，千方百计把它们吸引到爱尔兰去。今天，这座小岛接纳了信息高科技产业的三百家冠军企业（4.5万工作岗位），几乎一百家制药厂（1.7万岗位）。所有这些企业都由同一个机构管理，即爱尔兰工业开发署（IDA），该机构的预算高达1.5亿欧元。

　　工业开发署的主要战略可以一言以蔽之：取消官僚体制。因此，这个单一窗口与公司注册机构和税务局可以进行密切合作，大大缩短公司建立的时间。例如，制药集团Wyeth寻找一个国家，可在那里建立一座大型生物技术工厂，新厂占地36公顷，投资额高达18亿美元。从递交申请材料到动工，只用了短短七个月，可谓神速。

　　可是简化手续还不足以使鱼儿上钩。对方需要财政奖励措施么？没问题。工业开发署去年发放的补贴费就达六千五百万欧元。需要几十公顷土地建厂么？计划来得正是时候：开发署已经在一大片土地上挖土运泥，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程，如水、电、道路和排水管道等，万事俱备，随时可以接待大大小小的龙头企业。

　　要是鱼儿第一次不上钩，也没关系。爱尔兰人会表现出他们有口皆碑的韧劲。例如，他们花了十年时间说服英特尔（Intel）到那里设厂，如今英特尔成为爱尔兰的第一大雇主。工业开发署前署长瓦特笑盈盈地说：“要是需要，我们甚至会求部长出面。”2004年，诺华制药集团（Novartis）总裁飞抵都柏林时，爱尔兰总理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至于Google，时任工业部长的哈尼甚至拨冗亲往美国加州芒廷维尤市迎候。自那以来，这个全球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就把都柏林作为它欧洲总部的所在地。

　　此外，为了加快社会变革，爱尔兰公共当局近五年来坚定不移地集中力量搞科研和开发。2000至2006年全国发展计划为科研和创新拨出25亿欧元经费（是1994-1999计划的五倍），这使科研开发的年度开销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5%。此外，受美国模式启迪，政府2000年创立了爱尔兰科学基金会（SFI），这个机构成了其科研政策的得力助手，其任务是开创信息科学及生物医药的国际顶尖集群（pole）。集群区负责人哈里毫不犹豫地猎寻人才，他承认：“我们在所有重要科技大会上寻觅人才。”　

　　爱尔兰人以所有这些坚韧不拔的努力换来了辉煌灿烂的成果：在欧盟内部，爱尔兰如今吸引了40%的美国投资以及制药工业投资额的三分之一；爱尔兰也一跃成为世界软件第一大出口国，高科技公司密集成群，创造了真正的部门经济体系。例如，众多制药公司共同分享负责收旧利废的分包商。　　（图：二十年前尚十分贫困的爱尔兰今天已进入欧洲富国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