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多年的衰退后，日本的经济终于复苏了。然而日本人并没有为之欣喜，反而因愈来愈多迹象显示新经济摧毁了日本原来引以为傲的成就——均富主义而提出批评。在任五年，即将于2006年9月引退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原本被誉为日本复苏的功臣，但现在却被指责为日本社会极度分化的元凶。

　　日本人曾经有一句叫他们自豪的口号——一个一亿人口全属中产的社会。但经过十多年的经济衰退后，现在日本社会已被分化成“赢家”和“输家”，日本被形容为一个“贫富日益悬殊的社会”。媒体不时出现探讨这个问题的文章，甚至使用“光明与黑暗”这样的标题。

　　自由民主党一向的权力基础在农村，故而经济政策上一直偏向重视农村。但小泉上台后，鉴于农村人口锐减，故而他采取了“经营城市、放弃农村”的方针，令到本来已日渐衰败的农村经济更走向末路。

　　小泉复苏日本经济的政策，类似八十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把焦点集中在放宽对经济和贸易的管制、公营事业私营化、削减政府开支，以及为富人提供税务优惠。这些政策的确令国家经济得以复苏，但社会却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这些代价要由一亿二千七百万日本国民来背负——企业在衰退期间靠裁员削减成本仍可苟延残喘等待复苏，但对工薪阶层，老的被裁员，少的毕业即失业，故而陷入经济困境。

　　战后的日本素以平等见称，跟战前的阶级分明大相径庭。战后企业转型为长俸制，根据资历擢升员工，无关工作表现。据东京学艺大学社会学家、畅销书《期望值不均等的社会》的作者山田昌弘说，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之前，一直利用权力来制止社会出现不平等现象。即使在所谓的“泡沫经济”爆破后，政府还是很慷慨地花钱批出公共工程，以支持企业营运，连带令到企业的雇员亦能继续受到照顾。山田说，这种“家长式资本主义”后来终于令到日本不胜负荷。

　　山田昌弘说，这种不平均现象，在二十至三十多岁的年龄段群体中尤为突出。他们分成了两个群族，一群是全职人士，另一群是长期打散工的人。他说，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的劳工法暴动，是因为有就业问题的日本年轻人许多都仍跟父母同住，以2004年为例，三十五至四十四岁的日本人当中，有12%和父母住，这样他们可以省掉食宿开支，把钱花在个人兴趣上。

　　为坚守财富必须均分的信念，日本的最高个人入息税率被订在75%。但后来逐步调低，到1999年已调低至37%。小泉上台后，再实施了一系列“惠富”政策。例如在2003年把股票收益税从20%下调至10%，遗产继承法例被修订了，令大额财产更易转移以避税。与此同时，政府却削医疗补助和退休金福利。

　　小泉坚持必须帮助富人，才能令他们为经济作出贡献，但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日本政府说，收入差距的成因正是人口老化，别无其它。但批评者说，小泉2000年上台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不单单是人口老化造成的。在大阪这个中小型企业的集中地，尚未从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反弹，近28%学童仍因家庭收入过低而需要接受政府提供的每年五百美元援助。这个比率属全日本之冠，第二位是东京，需受援助学童占25%。

　　外界关注国民经济能力差距扩大的现象，迫使小泉不得不为自己和政府辩护。小泉曾在国会上说，他不认为社会出现这种差距是坏事，他希望日本社会能好好“回馈又有才华又努力耕耘的人”。这种论调，自然招来批评声音，于是后来他把立场稍为软化，说社会不应把人硬分为“赢家”和“输家”，失败过一次的人，应该得到再试一次的机会。

　　有人认为，小泉的社会改革措施，有些是必须的，但有些却太偏向有钱人，牺牲了日本的平均主义风气。 （图：有人说东京银座名店不乏捧场客，那只是因为年轻日本女性不愿结婚，不肯背负家庭经济包袱，宁继续与父母同居，自己的薪水供自己花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