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最终没在规定最后时限前搬走，拆迁方也没有进行强拆，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但“物权法”与“钉子户”却成为紧密搀扶的两个并行词汇，前者使拆迁问题再次成为大陆的敏感话题，而后者则提高了公众对新法的关注度。

　　大陆媒体报道，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就此表示，（钉子户房主）拒绝拆迁的理由是不涉及公共利益，但这条理由不能成立，“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他认为，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进行诉讼。

　　然而这番表态却引出了两个疑问，即：如何界定公共利益、法院是否受理诉讼？

　　首先，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私产征收（强制拆迁）的前提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他说不是就不是”的反问，让公众也不得不追问，那谁说了算？

　　可惜对“公共利益”进行法理定义本身非常之难——目前大陆法学界似乎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从量的累积上讲是集体的利益？从层次上讲是政府的利益？这些看来都是不准确的范畴（现实中政府也难免有一已之私），也就缺乏界定的科学标准。

　　重庆的“钉子户”该不该拔，因此似乎倒是一个次要问题了。重要的是，在物权法正式实施前，“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应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

　　其次，对于“拆迁补偿”问题，江平给出的对策则又涉及到法院是否受理的问题。但重庆钉子户房主此前曾到当地高院申诉，但未能进入高院。

　　难点当然还在于司法的权限。据说2005年大陆最高法院发出的一项批示还曾明确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至于近来媒体报道，另有江苏苏州爆出的一例钉子户砍死拆迁人员的惨案，原因虽然也是出于拆迁补偿的不公平，但法院要管“出了人命”就该是刑事案了。

　　一部新法颁布以后，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细化实施办法。而在当前的体制下，主导着公共利益分配的各地政府，只能是实际上应该承担解决矛盾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