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一篇《山西稷山县官员撰文责问县委书记被诉诽谤》的文章，再次引起社会对公众民意诉求方式的关注。其实，在此之前，轰动全国的类似事件还有两个：一是今年3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委书记杜欣，在市党代会换届选举期间，以编发短信的方式，辱骂市委书记；一是去年10月被曝光的重庆彭水县官员秦中飞以“打油诗”的方式，讽刺该县腐败现状，并影射县委书记。

　　这三起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案件的当事人，都采用非正常的诉求方式；目的都是针对当地领导官员；其结果都是“因言获罪”。这其中，河南省平顶山的杜欣，虽然不是以“辱骂领导”被起诉，但同样是因为“短信”事件而暴露出腐败问题。

　　必须承认，这些案件的当事人，都是县、市机关的党员官员，有的还是老资格的科长、局长、区委书记，甚至有的人还是法制科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素质、法制观念等，都要优于普通公众。值得思考的是：他们对自己的领导、对自己比较熟悉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要采用极端的方式，而不是正常的诉求渠道反映呢？

　　什么是正常的诉求渠道？在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要拓宽社情民意的诉求渠道：推行领导官员接待群众制度、完善党政官员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健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可以说，《决定》提出的正常诉求渠道，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认真落实，或者使公众对这样的方式失去了信心。比如，官员接待群众的制度，一些官员很难把自己与群众放到同等地位，难以听到群众的心里话，群众有话也不向官员交心；代表、委员联系群众制度，在落实中也遭遇到不少现实困境，多数有此资格的人，不是官员就是老板，平民百姓与这些“精英”对话，不在一个平台上，少有共同语言。再说，对多数公众而言，谁是“代表”、谁是“委员”、如何“联系”，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公共的诉求方式，如各种“阳光热线”、“市民论坛”等，在不少地方，表面化的形象功能比解决问题的功能还要大，或者因时间太短，或者只能解决一些生活琐事，公众不敢，也不能利用这样的诉求方式讲真话。

　　另外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诉求渠道，就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制度，本应定期就当地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公布政府的信息，回应公众的疑虑。但这一制度，只在各个部委实行，而我国干群矛盾相对集中的县、市基层政府部门，还没有形成制度。

　　民意如水，总要有奔泻的方式和渠道。当正常的方式和渠道受阻以后，非正常的方式和渠道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像山西稷山、重庆彭水等这些采用非正常诉求方式的当事者，我始终认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并非心理不正常。应当检讨的是，在一个法制秩序不断健全的社会里，我们应该怎样让公众去自觉适应和接受正常的诉求渠道，这是一个需要认真严肃对待的问题。（文/李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