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的中国，将既是经济较快增长期，也是危机高发期。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如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风气恶化、腐败日益制度化、普通化、尤其是司法腐败已使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行将崩溃、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保障事件频发、矿难、群体上访不断、银行面临政策性货款、保坏账风险等等。

　　而造成这些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则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是一党专政，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也有的说是道德体系沦丧；还有的认为是观念陈旧，软、硬件不配套。而我认为，根源是宏观结构的社会缺失。

　　中国直至近代仍是宗法性社会，以权力控制社会是基本的统治模式。而社会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则一直显得苍白无力。二十世纪初，中外学人就不断指出，中国是有群众而无社会。改造国民性，重建社会是当务之急。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状态仍在继续着。虽然辛亥革命后曾出现过组党风潮、五四运动、八九学运，曾试图以社会制约权力，但在专制集权的传统和现实面前，结果都成了过眼烟云。

　　社会、国家、政党、政府的宏观结构如果不能解全面、完善、那么中国就将永远处在危机频发的状态，而且很可能日甚一日。

　　人称旧中国如“一盘散沙”，毛泽东时代的高度集中更多的则是“运动群众”。现在中国也有一些群众组织，如工会，但在维护职工权益，尤其是维护国企下岗职工，农民工权益方面，其作用和活力仍十分有限。我曾做过工会主席，也想在一个小的局部能有所改善，但实际上所遭遇的艰难真非常人所能想像。

　　在中国建设现代社会，首先要实现社会组织化，组织有活力。而在目前的中国，要想实行真正的多党制，真正的司法独立，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便不是痴人说梦，最起码也是远水不救近火。中国的现状是，中央决策和地方执行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角力，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日趋紧绷。权利与资本结合的效益越来越低，社会成本付出越来越大。即使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也应向着社会控制国家、监督政府的方向努力。

　　若干年来，中共在这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如倡导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企业职代会制度、推行民主评议等等，但成效远远达不到预期，其原因就在于始终不肯改变权力不可分割的传统政治观念和统治模式。不仅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权不可分割。而且包括社会舆论，社会组织控制权。

　　前一阶段，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在中国拒绝组建工会，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那些外国大老板可能是用欧美的眼光看待中国工会，把它当成真老虎了，却不知中国的工会只是一只纸老虎。什么时候中国真正形成了政府，企业，工会三元结构，那将是中国社会的大进步。

　　二十五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这一口号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反思，反省这一口号的弊端，更多地把目光转移到真正的社会发展进步上来。

　　一个国家，尤其是向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存在着巨大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危机和找不到常效，标本兼治的正确应对危机方法。就像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感觉不到犯错误或缺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决心，只是一味地掩饰和敷衍。（作者 陈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