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偏快等。为了把好信贷这个“闸门”，控制货币信贷过快投放，央行终于在4月28日举起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大旗，提高了各期限档次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一天，央行还召开了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参加的“窗口指导”会议，要求银行要注意把握信贷投放的进度，防止大起大落，强化资本约束和改善信贷结构等。

    今年以来，货币供应和信贷均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第一季度信贷增加额达到了1.26万亿元，超过了央行年初制定的2.5万亿贷款增加额的50%；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保持在18%左右的增长率的同时，狭义货币M1的增长率也开始回升。与信贷高涨相伴的是，投资增长率依然十分强劲，各类资源价格大幅飙升，物价水平在短期内面临上升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央行小幅提高贷款利率和实施旨在促进信贷结构调整的窗口指导，应当说是恰当和及时的。

    此次的紧缩性政策既在市场的预料之中，又在市场的预料之外。预料之中的是，自3月18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表关于采取各种政策组合，将银行的流动性控制到合适的水平的讲话后，市场纷纷预料到了央行会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行动，债券市场的价格已有了长达一个月的反应；意料之外的是，央行并没有像此前呼声最高的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那样来宣告它的政策姿态，而是采用提高了利率这一价格手段。

    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是着眼于信贷供给能力的数量调控，而调整利率是着眼于资金成本，通过资金价格的变动约束借款需求，并进而抑制信贷与货币的过快增长，它们各自处于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杠上的两端。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指出，以往中国货币政策较注重数量型的调控工具，而较少注重价格型的调控，但价格型的调控效果却优于数量型的调控效果。因此，央行此次调整利率而不是准备金比率，既是央行在货币政策中注重利率机制这一现在国际通行的做法的一次具体体现，同时也表明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显得十分谨慎。毕竟，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效果具有“巨斧”之说，它对金融与经济的短期冲击比较大，而利率小幅调整的影响则要温和得多，谨慎有序的利率政策调整是更为可取的。

    此次货币政策的调整显示了央行追求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尽可能地降低货币政策的认识时滞与行动时滞，真正达到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平滑经济周期中的功效。货币政策的认识与行动时滞往往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波动。为了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不是适得其反，各国中央银行都尽可能快地根据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此次利率的调整表明了央行的果断，与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不同。上一次的加息是在物价指数达到周期波动的最高点、货币供应与信贷增长率出现了下降趋势的背景下展开的，结果导致了2005年的CPI和银行信贷增长率更大幅度地下降。而此次利率的调整是在信贷高涨的苗头初露，而且物价指数处于较低水平的背景下进行的。但金融指标的先行高涨表明经济在短期内存在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及时小幅提高利率造成紧缩性的心理预期，迫使借款者谨慎地行动，这对避免信贷的过度扩张和物价水平的上涨是有益的。

    此次利率调整还表现出了与以往利率变动的不同特征。首先是央行将各期限的贷款基准利率都上调了0.27个百分点，如果所有的贷款都按央行的基准利率来执行，那么，贷款利率的期限结构将会变得更为平坦。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借款者借取更为长期的资金，对短期资金的需求会相对减弱。这一政策的变化也可能表明央行更加侧重于抑制短期贷款的增长。毕竟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贷款增长中，主要是由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的扩张引起的。但贷款期限结构的长期化会加重商业银行“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的问题。其次，央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同时调整存贷款利率，这使得中国本来就居高的存贷利差进一步拉大了，这自然是受到商业银行欢迎的。人为地扩大利差，虽然有央行并不希望有太多的剩余资金在较高存款利率的诱导下进一步集中到银行体系中的苦衷，但通过管制利率，以牺牲存款人的利益，为商业银行创造租金机会和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对增强商业银行在更为市场化的利率环境下的盈利能力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因此，尽管这次利率的调整表现货币政策一些进步的特征，但中国在利率机制的建设上、实实在在地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性盈利能力上，确实还需要下一番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