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在为对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审判工作时，我们的确是在寻求公正。然而，本周米洛舍维奇的离世仿佛使时间慢了下来。他应对巴尔干半岛的许多流血事件负责，在权力问题上，他总是抓住一切权力，即使他的“战场”是在法庭之上。他并不是作为一国首脑离开人世的，而是一名违反国家法的犯人。
 
　　然而，这并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米洛舍维奇的去世给法庭带来不小冲击。当他在2001年转到海牙国家法庭接受审判时，要他伏法的希望是很高的。可是到如今，虽不能说他获得了胜利，但胜利者肯定不是国际法。
 
　　事实是我们对国家公正的期盼过多。审判已经成了国际社会对大规模暴力活动做出回应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排除了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我们一直在谴责特赦，强调法律公正的优先权，但法律体系是十分脆弱的。
 
　　在一些人看来，米洛舍维奇应该更早地接受审判；或许应该如此，但这样我们可能就不会达成和平协议。米洛舍维奇的死并不是事情的结论，因为法庭并没有最终定下审判结论。然而，事情的首要方面是要让国际司法公正起到说出实情真相的作用。法庭不是写历史的地方；检举人是要使人信服的，诉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在于它似乎只是将所有战争中的情况一一罗列出来。
 
　　法庭也没有致力于达成地区的和解，只有极个别的塞尔维亚人承认审判的合法性。当法庭审判的是前南斯拉夫其他政党的敌人时，他们会高度赞扬审判。
 
　　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国际审判过程冗长、开销大。更重要的是盲目迷恋法律限制了我们对转型社会的支持。审判固然很重要，但要在审判中讲和平和稳定划分出等级的做法就是大错特错。
 
　　如今米洛舍维奇去世了，审判的重点也转移到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jic）和姆拉吉奇（Ratko Mladic）身上。有人把米洛舍维奇的死既是成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国际法不该是这个样子的：米洛舍维奇只是被控为战争犯，但还没有定罪。我们在他死后重申国际法的重要性，但我们也该知道他的一生也表明了国家法的局限性。法庭的功能何在，有哪些限制？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
 
　　国际法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是处于支配地位。米洛舍维奇并不是战略家，他不过是想维持权力罢了。我们又想得到什么呢？
 
　　人们不得不承认，对付战争最好的方法还是战争。我们不仅要对“没有公正就没有公正”的口号表示怀疑，和平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没有公正的情况下存在的。公正是个稀罕物，但就公正达成的协议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和平还是在我们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作者：Timothy Wa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