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反对言论，终于让后者愤怒。“四一二政变”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并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流放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他与斯大林的路线之争时说：“假如在中国北伐刚开始时就在‘解放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就有了必要的基础，有了自己的军队，能够粉碎敌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这样却能够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成熟起来，夺得政权，即使不是在全中国，也能在相当大一片中国土地上做到。”他甚至批评斯大林“塑成了一条越来越脱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

“四一二政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次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下，中共成员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几年，中共发展迅猛，到了“四一二政变”前，共有超过五万名党员。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坚持“工人运动”，并努力在上海等大城市发展。史料记载，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间，上海地区的中共迎来发展高峰，一个月内这个城市的党员人数就翻了一番，达到八千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发展也很快。

　　当时，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北伐战争，外国势力和资产阶级势力受到打击。在上海，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但由于此时国共已经开始合作，于是，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日益显现。当时，上海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建立苏维埃委员会，但斯大林坚决不肯——前面已经阐述过，他还怕国共联盟破裂，更怕中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破坏了苏联利益。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人数之多，史料并无统一记载，但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与警察、部分私人卫队甚至黑手党徒发生武装斗争。两天后，罢工结束。

　　3月24日，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上海工会考虑对所有租界采取大罢工措施。一些当地共产党领导人支持这些反对外国租界的罢工，并把日期定在3月28日。

　　对于中共的这一做法，斯大林坚决反对，其理由是：“这会孤立上海工人，给对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工会遂放弃了占领租界的做法。更让上海中共感到纳闷的是，共产国际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十分模糊，导致上海中共混乱。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加紧对中共的夺权行动。他首先会晤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三天后会晤了上海商业和金融界代表。对于这两大团体，中共的行为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共产党人威胁了鸦片的生产和销售，而罢工则让工厂停止经营。因此，他们答应为蒋介石筹资，打击中共组织。4月11日晚，工会联盟主席被谋杀；次日，黑帮开始与工人战斗，军队也开始收缴工人的武器。政变发生后，上海黑社会组织领导了一个反共委员会，继续对中共成员进行打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告破。

　　没有历史文献证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是否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但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肯定就此问题征得斯大林的默许。

　　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6日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他就请求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做它的正式支部。这是因为在准备发起另一场更大政变的同时，蒋介石需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给他作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国民党以列席的资格被共产国际批准加入了。

　　当蒋介石紧锣密鼓地筹划政变时，他也没有忘记和斯大林称兄道弟，例如互赠像片以示友谊永固。作为这种友谊的象征，苏共中央委员、当权派的布勃诺夫曾专程来中国拜望蒋介石。

　　鉴于这种“友谊”以及对中国革命路线的坚持，斯大林当然有理由默许蒋介石的政变行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这个责任推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派的错误”的演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工人没有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主动决一死战。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是不能发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利的条件下，盲目地投入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当可以避免的时候），就等于是帮助革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