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千秋功罪任评说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

　　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民众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

　　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民众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以推卸个人责任的。

　　然而这里仍有一系列问题要澄清。首先对俄罗斯的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拖欠工资问题，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人们不以为这是个问题、素来缺少社会权利的人们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

　　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发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94年为0.409，1995年降为0.381；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0.400—0.405不等。（吉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为1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端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1994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0.445，按人计为0.434。1995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0.409，0.444和0.445。因此，谁更需要批评是大可玩味的。

　　关于俄罗斯经济滑坡程度的数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罗斯逃税成风，统计外的灰色经济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俄的实际经济实力与民众实际生活水平并不象数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则是肯定的。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是人人都喜欢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喜欢说坏自是理所当然。自由知识界与传媒要张扬社会批判精神与迎合大众情绪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年来叶利钦频繁更换政府，更换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欢宣传自己面临的形势如何如何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们又总是位子没坐热便被撤换，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

　　当然，西方近年来与俄罗斯关系越搞越僵，他们也就越来越难得说俄的好话了。于是俄罗斯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坏，便很值得研究。以这些说法与喜欢说好的舆论相比较，就更须谨慎了。转轨之初，关于俄罗斯的许多乐观预言都落空了，然而这些年来几乎年年（可能只有1995、1997两年少些）有关于俄罗斯魏玛化、关于要发生社会爆炸、过不了严冬、将发生饥荒或内战的预言，事实证明也属市虎之言。而俄罗斯人近年来的中派化却是无论乐观者还是悲观者都没预见的。看来俄罗斯仍将艰难地继续她的转轨历程，直到柳暗花明。（文/秦晖 金雁 来源：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