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坛曾盛传，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有建议两岸领导人江泽民、李登辉在海峡中线的船上见面会谈。前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日前证实确有此事，不过，此建议并没有到中共高层，因为没有正式谈。
江泽民与李登辉的海上密谈计划
唐树备日前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专访时谈到了这件事情。台湾政坛曾传言，九十年代初，两岸关系趋缓和，有人建议安排江泽民、李登辉见面，地点选择在海峡中线，由长荣集团张荣发提供一艘船，两岸领导人搭直升机同时到达，以示平等。江泽民已同意，李登辉却在最后时刻退缩，因此改写两岸历史。
南怀瑾
唐树备证实，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不过在大陆方面还没到最高层次。两岸一些幕僚及学者们有这样的设想，希望两岸最高领导人见面。江泽民到台湾不方便，到大陆李登辉不愿意，香港又是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也许台湾海峡找一艘船，是可能的选择。唐树备说，此建议没有到中共高层，因为没有正式谈。
两岸 “密使”对话机制
其实，在李登辉执政时代，两岸确有密切往来。《中国时报》曾指出，李登辉执政12年期间，曾透过香港佛学大师南怀瑾的私人管道，在李登辉与杨尚昆、江泽民之间建立高层幕僚对话机制。随后李办与江办更独自发展出运作长达十年的“组织性秘密沟通管道”，为两岸最高当局之间开创了常态性的“密使”对话机制。
李登辉和江泽民时期的两岸密使，台湾方面系由当时的国统会核心幕僚曾永贤、张荣丰等人担任，他们曾奉李登辉总统、总统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之命秘密前往北京，会见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江办主任曾庆红、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叶选宁（岳枫）等大陆党政军高层官员。
李登辉和江泽民密使的沟通型态，从李登辉和江泽民亲信的私人对话，逐步地发展至两岸国安系统“组织性的秘密沟通”。此一密使运作型态的特性，在于双方的密使获得两岸最高当局的授权与信任，即使在台海危机期间，双方的沟通对话并未完全中断。
曾经在李登辉执政时期执行两岸秘密沟通任务的退休国安幕僚即比喻，“密使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一种组织性、经常性、迫切性、政策性的沟通工作，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在减少两岸最高当局的决策误判。”然而，在两岸高度敏感对峙的复杂环境下，有时透过密使管道获得的讯息，刻意做出“误判”的决策，也经常是两岸领导人的“杰作”。
“辜汪会谈”之后的“苏曾会晤”
李登辉卸任后出版的《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也透露，在南怀瑾安排沟通之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与江泽民执政团体核心成员主任曾庆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两岸密使”期间，最少曾在中国南方城市见面三次，这是两岸最高当局指派“亲信代表”进行密谈首次较为正式的文字记录。《凤凰周刊》记载，根据比对得知，三次“苏曾会晤”的时间都是在1993年4月新加坡“辜汪会谈”之后，以至1995年4月8日李登辉发表“李六条”之前，显示李江密使在这段期间的互动频率已进入另一个高峰期：
第一次“苏曾会晤”：1994年4月4日。苏志诚与郑淑敏，先于4月3日从台北飞香港，夜宿港岛某五星级酒店，次日再搭乘港澳飞船，从澳门直接驱车经过珠海拱北海关，进入广东珠海的某别墅会见曾庆红。双方各自代表李江互赠礼物，并商谈彼此关切的两岸相关问题，但并未取得具体结论。
第二次“苏曾会晤”：1994年11月25日。苏志诚与郑淑敏二度抵达珠海会晤曾庆红。苏志诚重提两岸应签署“和平协议”的构想；曾庆红认为“和平协议”是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行为，双方并未取得结论。苏志诚并倡议两岸与新加坡合组国际航运公司，两岸各投资45%，新加坡投资10%，透过国际航运结盟，解决两岸直航问题，曾庆红未予明确响应。江泽民随后在1995年1月底就对台政策发表“江八点”。
第三次“苏曾会晤”：1995年3月间。苏志诚与郑淑敏三度会见曾庆红，地点则是在澳门某招待所。双方晤谈重点是江泽民提出的“江八点”，以及4月8日李登辉即将提出的“李六条”，苏志诚并在晤谈时告知曾庆红，李登辉即将于近期访问中东与美国，希望寻求北京的理解，但曾庆红当场并未表示看法。
2000年5月，国民党下台后，“李江密使”的机密档案遭到特定当事人全数带走，总统府与国安会计算机里的档案并被全数删除。
由于两岸长期政治对峙、军事对立，派遣密使进行秘密沟通，事涉敏感，双方以极机密方式进行，相互约束绝对不得曝光或公开透露沟通内容。
工作层级的秘密沟通，从90年代初期，持续运作到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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