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冶)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份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看了这段话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亲历的往事，这就是邓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邓蜀平送去接受教育，又如何让他参加工作的故事。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单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二部四班来了一位新学员。此人年纪四十出头，身材不高，已经有些发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紧巴巴地绷在身上，平头乌发，方脸浓眉，上唇还蓄有一抹短须，在众多的新学员中显得有点异样。

　　这些学员入学以后，绝大多数人都很热情。但是那位新来的学员，情绪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对人对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态，始终与人保持着某种距离，有时显得拘谨，在拘谨中又不时会流露出几分矜持与傲慢。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翻阅他的入学登记表，只知道他名叫邓蜀平，籍贯是四川广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的栏目中都填写得很笼统。

告状挨批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有严格作息时间。

　　学员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输到位，距离虽只有两千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并臣服于四川军阀统治之下，这位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

　　当然，由于邓小平的存在和影响，邓蜀平在家乡也未做过过分出格的坏事。但他的地主和“袍哥大爷”的双重身份，也早就注定了他的社会定位。

　　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处于颐指气使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

　　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

　　考验合格 

　　刘伯承的这一番话果然厉害，使邓蜀平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景，他从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很大变化”。 

　　革大的学习期限是5月中旬正式开学，9月上旬便正式结业分配工作了。在总数近六千名毕业学员中，约有五分之三的人要分到城市，参与党政机关和财经、文教以及其他系统工作。另有五分之二的人则要分到各地农村去做减租退押、征粮以及基层单位工作。 

　　巧的是，为全校学员做毕业分配总动员报告的正是邓小平。他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以《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考验》为题向广大学员发出号召。 

　　邓蜀平的分配似乎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他打过招呼，而是综合他的各方面情况，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也更应该首先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考验。邓蜀平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经宣布分配结果之后，邓蜀平就去了贵州东南部的独山县。大约一年之后，从贵州传来的消息说，革大的毕业学员在那里的工作表现都很不错。还有几位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了。至于邓蜀平，听说表现也很好，已经担任一个镇的镇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了。 

在劫难逃 

　　西南革大只办了三年多一点时间。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结束了。我们这些革大的工作人员也就风流云散。有关革大各期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邓蜀平在内，从此也就音讯全无了。 

　　直到二十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

　　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学习、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就自杀了。（文/尹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