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两个德国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分裂和敌对之后准备统一，我亲眼目睹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顷刻间分崩离析。我的祖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被迫与西德联姻的境地。我虽然不知道一个独立的德国将对欧洲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通缉的人。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响。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我的国家轰然倒下。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本国公民的黑档案。我知道，任何改革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国家。东德垮台前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
　　
　　我来到了伴我度过童年的莫斯科。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一家。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级住宅区的公寓里。眺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安全感。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的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来到这里，在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时已是一个退休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搞清楚：在东德垮台后，克格勃与克里姆林宫的盟友将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和我的部下。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精神准备。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往日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
　　
　　抵达莫斯科后，我在克格勃侦察总局大楼内受到了欢迎。局长舍巴尔申对我十分热情，拿出了伏特加酒。然而我很快就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力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曾直接过问这件事。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贵国曾称，我们对你们的安全有着重大贡献。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在信中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的这一要求。但是，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1990年7月14日至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他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四十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如今却被他们彻底抛弃。 （文/ 马尔库斯·沃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