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马政府还在为新任驻日代表的人选而大伤脑筋的同时，让外界不免怀疑新政府内部是否缺少所谓的“知日派”。

　　从字义上来解读，“知日派”无疑是了解日本、懂得日本的人。但是过去“知日派”的意涵却逐渐被扭曲成为“亲日派”了。这种观念连带着让台湾的驻日代表，通常必须要符合以下“三大老”的资格：首先是年纪必须要有够老，最好要超过七十岁，因为这样才能符合日本社会资深制度的期待；其次是日文必须要异常的咾（流利），最好还要带点日本贵族的口音，因为这样才能打入日本的上流社会；最后是必须要具有长期留日经验的“日本佬”，最好还要带有浓厚的日本情节，因为这样才能不费吹灰之力的与日本右派的政客水乳交融。

　　这样“严苛”的标准，有如日治时期在选择一位日本贵族院议员，不但让台日呈现严重的不对等关系，也让人不禁感叹今夕是何夕；面对台日关系的关键时刻，要如何能够跳脱长期以来“独派”与“右派”的“双派关系”体制呢？

　　其实在历经1990年代战后日本政界的大换血，日本政坛早已不再是过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老人政治景象。在两党政治的格局下，右派的保守议员也不再是日本国会中的主力议员，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当选四次以下的中生代年轻议员。这些中生代国会议员大多具有丰富的西方经验，能够轻易的使用英语与人沟通，同时他们也打破过去汉贼不两立的模式，一切以日本利益为主导，因此，他们大多同时加入台湾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与中国的“日中议员友好同盟会”。

　　而台湾所谓的“知日派”，其定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常常会随着台日关系转变而加以形塑。例如在蒋介石的旧国民党时期，台日双边关系是建立在“反共情感”的共同基础，民初革命时期留日的军人便被视为知日派，成为维持台日外交关系的最佳利器；到了李登辉时期“殖民情结”成为台日双边的共同语言，具有殖民及留日经验的台湾菁英突然成为知日派，成为维持七二年体制的最适合人选；最后到了民进党时期“反中情愫”成为台日关系成长的动力，长期留日的独派人士便成为所谓的知日派，成为台日之间沟通最佳管道。

　　过去台日关系在这些“知日派”的努力折冲之下，让台日关系进入前所未有的紧密期，但是在紧密关系的背后，却也掩盖了台日之间的实质利益问题，也让台日关系呈现不对等的关系。因此，在面对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转变，台湾驻日的“三大老”原则，不但已经是过时，而且边际效用其实也是越来越低了。假若持续坚持这种原则，只会让台日关系永远无法正常化，因此，我们对于日本的外交政策必须要出现新的思维。

　　所以马政府上台之后对日关系的取向，应该是要解决台日实质利益问题，过去所谓“知日派”的阶段性功能应该要告一段落了。今后驻日代表应该是以“功能取向”来取代“亲日取向”，在这种“功能原则”下，年龄不再是大问题，日语能力也不再是唯一考虑，浓厚的日本情结更不是唯一的考虑标准。最重要是要具有专业能力来解决当前台日关系的实质问题，例如目前台日之间最为紧迫的渔权问题、美日安保与台湾安全问题、或是日中台三边关系问题。

　　而这种功能取向在国际上俯首皆是，举例来说，中国大陆驻朝鲜大使刘晓明就不是朝鲜专家，反而是一位美国专家，他的到任有助于朝鲜了解美国的看法，以解决棘手的朝鲜核武问题；而大陆驻日大使崔天凯也不是一位日本通，但却是长期参与东海油田谈判的专家，他的到任有助于中日两国解决当前的东海油田争议问题。

　　换个角度来看，“知日者”何其多，而面对内外环境的转变，我们对日外交也应该要打破过去的窠臼，采取功能性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了。（文/蔡增家 原标题：打破对日外交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