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连带服务他们的在港中小企业，今后几年可能会出现倒闭潮。不过，这对香港未必是坏事，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 (creativede struction) 可能是香港经济转型和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香港传统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全面性的转型危机，起因应是香港转移出口加工工业至珠三角所带来二十多年的成功。

多年成功造成路径依赖

　　正因为多年来这么成功，也是相当容易地成功，香港的中小企业在珠三角普遍规模比在香港时扩大了很多。但港商企业除了增添设备、扩招工人外，在技术和管理，乃至营销、运作模式方面却没有多大转变。

　　买较新的设备，并不代表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多雇用工人也不意味着管理的水平提升、效率改善。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深圳和东莞民工工资差不多是二十年不变。若扣除通胀因素，工资水平实际上是下跌。或许工资实质下跌的幅度，抵销了其他生产成本上升，令在珠三角的香港中小企业面对的成本因素不变，因此不太承受成本压力，也不必在经营、治理等各个方面作出转变。

　　二十多年来，在珠三角加工生产出口的港商企业大多不用交税，也不用支付环保费用和劳工的社会保险，他们的利润比在香港经营时高，也比国际大企业平均水平为多。但是他们在赚取利润后，却少有投资在企业的技术、人才等方面。很多香港的中小企业还长期没有投入科研培训资源，不少企业维持二十多年的经营方式，还是采取“三来一补”的加工方法。不愿投资在厂房、土地，借此回避利润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换言之，港商企业在珠三角过往二十多年的成功，造成了他们的路径依赖，使他们以为成功的方程式只有一条，就是他们二十多年来所作的。

中小企难以跟上时代转变

　　问题是，港商企业这种成功模式是在特定的时空里产生的，超越这个特定时空之后便不易成功。

　　一是国际国内竞争格局转变，港商企业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务，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市场上也供过于求。论工资成本，港商企业在珠三角支付的员工薪水不比越南等东南亚乃至南亚、拉美国家为低，也不比浙江或内地其他地方为低，更不会比珠三角本地企业为低。供过于求的压力，将更凸显出其他低成本生产者对港商企业形成的竞争压力。

　　二是以往港商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外部化，将之转嫁给政府、社会和当地居民等去承受，而积累下来的社会性欠帐会越来越多，例如环保须花费的清理保护费用越来越巨大。地方社会和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需要更多的财力去支付、去应付，早晚这些生产成本会交回企业去承担。中国政府现时限制出口加工，以及在环保、劳工保险、土地费用等方面的各种措施，只不过是把生产成本再回归到企业，而且这种举措还刚刚开始。

　　另一方面，政府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发展农村和落后地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他们的家庭收入上升，与沿海地区或珠三角打工的收入的差距便缩小。他们便不愿意按以往低工资的水平来离乡别井，替港商企业打工。民工或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令他们可选择往工资较高的其他企业打工。港商企业只能不停地提高工资来与其他企业和产业，乃至民工和本地的农业来争夺民工。深圳和东莞民工工资二十年不变的情况，在这几年便已出现大变，加上人民币升值，港商企业的成本压力大大增加。

　　于是，在珠三角港商企业加工工业的售价大不如前，成本支出却逐年猛增。如果港商企业愿意把过往赚来的庞大盈余，拿回来进行投资、补企业升级的课，仍可以有发展的余地和机会。可是，港商企业以往赚的钱会不会在金融危机和香港的楼市上亏了，会不会在奢华浪费中已花掉，再没有资金能力进行升级改造？

　　或许港商企业可转移内陆地区，以维持原来的生产经营模式。但是迁移内陆后，交通和迁厂费用都会侵蚀港商企业日益微薄的加工利润。而政府的全国划一的环保、土地、工资政策，不可能对不同地区的企业差别对待。个别地方政府可能短期违法，但不可能长久。

创造性破坏或是唯一出路

　　要香港中小企业转型，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人才、技术、经验和不同的经营方式、企业文化。以珠三角港商企业这么多年都坚拒转型，在大陆各级政府多番预告和警告之下也没有转型，在今后难以期望他们在危机中，愿意且能够转型。

　　香港在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连带服务他们的在港中小企业，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倒闭潮。不过，这对香港未必是坏事，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可能是香港经济转型和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香港商报》 文/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