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网讯】当代服务外包是产品内分工原理对服务业生产方式以及其他行业服务性投入流程进行重组和变革的产物，由此推动的服务业国际转移对改写全球经济版图，以及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目前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对落后，需要用当年参与制造业国际转移的认识理念和紧迫感，实行必要政策调整以开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新局面。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受国际产业转移本身规律以及中国地缘区位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经济开放成长较早阶段主要伴随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题展开，对服务外包则是在比较晚近时期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从相关政策和国内企业成长过程看，中国有关服务外包的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步探索的阶段，二是新世纪最初几年侧重发展软件产业和鼓励软件出口的阶段，三是最近几年决策层和较多企业对服务外包重要意义逐步形成共识的阶段。

　　通过过去十多年的逐步发展，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领域已经取得初步成就，表现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已达到一定规模；形成一批初步具备承接较大规模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能力、在某些特定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在一批城市和地区把承接服务外包确定为优先发展产业之一，并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鼓励；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业内机构和企业合作，推广服务外包活动日趋活跃。

　　虽然中国参与国际服务外包已取得初步成绩，然而现实发展水平无论与中国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深度比较，还是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成功的印度等国比较，都存在相对不足和落后问题。这一行业一段时期呈现的“乐观预期与现实表现反差现象”提示，如果我们不能有针对性地分析原因，采取对策，从而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服务外包作为当代产品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新潮流的重要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道路和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30年实行改革开放方针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在与外部世界融合基础上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成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来源。一段时期中国在参与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领域表现出色，然而如何利用服务外包时代条件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也是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实践课题。

　　2007年国务院发布加快发展服务业7号文件，指出中国将大力发展国内服务外包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国内和国际两类服务外包相互联系和影响，然而在投入要素组合、发展制约条件以及政策配合方面又各自具有特征属性和差异性要求。

　　过去近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潮流演变阶段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可以从制造业与服务业离岸外包转移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生产方式变革中得到概略观察。美国1964年实行9800税号，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序向国外转移，标志着当代制造业国际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兴起；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通过实行外向发展战略，承接制造业工序转移，实现当代制造业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第一波浪潮。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亚洲四小龙已经成功实现产业阶段性高度化，需要把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工工序转移到境外，推动形成第二波国际制造业产品内分工与外包浪潮。中国利用“文革”后发展战略重新选择与第二波制造业产品内分工重组在时点上大体契合的历史机遇，通过实行经济特区和吸引外资等政策，开辟出与计划经济封闭模式本质不同的开放成长新道路。

　　就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格局而言，部分地区在很多制造业产品最终组装以及简单零部件生产环节仍保持比较优势的同时，比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开始向某些资金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基础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转移，在某些特定产品和生产区段中国最前沿企业已开始进入培育自主品牌、重视关键技术研发的新阶段，构成近年提出自主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方针的客观条件。

　　中国经济开放发展大势条件对迎接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对外开放政策取得阶段性成功，使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一般理念层面对服务外包浪潮作出积极反应的阻力大为减少。大批不同类型的国内企业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各类专业人才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提升，硬件基础设施条件的实质性改善，都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也面临不利因素。国际服务外包需要大量软件工程师和英语等外语人才，中国这方面禀赋条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相对不足。制造业开放成长率先取得突出成就对推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然而这一领域快速发展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及其对各类资源竞争作用，也在一定阶段对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带来较大机会成本。另外我们有一段时期对承接服务外包重要性认识以及必要政策调整相对滞后，也对这一领域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虽已获得起步阶段的发展，特别在承接日韩等国服务外包方面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然而从国际比较视角观察，发展相对滞后，尤其在开拓美欧主流国际市场方面不仅显著落后于印度、爱尔兰等国，与菲律宾、巴西、东欧诸国等第二批近年开始积极参与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在某些方面也显得竞争力相对不足。由于这一行业存在较强学习效应和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s advantage)，对企业和行业关键规模(critical mass)比较敏感，再加上中国劳务和土地等不可贸易投入成本随着整体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展开会较快上升，中国在这一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约束条件会更趋收紧。如果我们不能利用目前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格局重组机遇期，通过迅速行动改变被动局面，有可能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着种被边缘化的风险。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印度以外一批发展中国家近年大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并已有不俗表现。菲律宾承接国际客服中心外包，已成为印度重要竞争对手。2001年菲律宾只有2000人在客服中心上班，五年后已经有20万人在call center 就业，增长近百倍。菲政府正在积极扩大对一些复杂行业的投资，如会计、软件、工程和建筑设计、医疗、法律和动画制作等。2006年菲律宾外包业务收入达到36.3亿美元，从业人员为24.5万人，其中呼叫中心业务收入为26.9亿美元；预计2010年外包业务收入将增长到124亿美元，从业人员达到92.1万人。

　　近年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向巴西转包服务业务，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年度规模达到5亿美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2007年将成为巴西被市场普遍认可的一年。另外俄罗斯、马来西亚、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也已经调整政策，积极呼应服务全球化潮流。我们与第二批积极参与服务全球化的国家比较，某些方面也有相对不足之处。如果说国际服务外包代表的服务全球化是“一个新时代的黎明”，那么确实需要尽快改变相对增长势头不足的态势，避免在新一轮服务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