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近年来拆迁改造胡同，推土机的轰鸣声已从胡同、四合院向周围的楼房区扩散。原本生活在危旧房改造区的居民被迫加入购房大军。在目前住房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他们大多面对巨大购房压力，即使搭进全部拆迁补偿所得，也不得不背上沉重债务。
 
　　北京胡同里的房主分为三类：一部分是在胡同外有房、把户口留在公房里或因历史原因未腾退私房主房产的人，在白拣了一笔补偿款后，高高兴兴搬家走人；另一部分在外面没有房，因为补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想走也走不了的；还有一部分是胡同的私房主，他们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他们不愿丢下自己的家。

经济适用房难求

　　不管是哪一类居民，在政府下达拆迁另后都不得不“另谋住处”。由于买不起新盘商品房，他们大多将建于1980年代的二手房当作首选目标，其次是经济适用房。但经济适用房指标一票难求，成为房虫子们地下交易的热门。
 
　　住在小江胡同的车某早前并不知道前门拆迁户曾经有过定向的经济适用房，当他得知此消息时，已经是拆迁协议签字之后，房子早没了。他费了周折得到了这样两个指标，但人们告诉他，很多人登记了三年还没有经济适用房可买。
 
　　正当车某有些灰心时，发生了一件让他觉得很吃惊的事。当时，他刚办好两个经济适用房指标登记时，就有房屋中介给他打电话，要他把指针卖了，每个指标三万。吃惊的车某问对方：“你要一个空头的指标干什么？”对方只说能弄到房。
 
　　车某想了想说：“那这样吧，我卖一个指标给你，你帮我把另一个空头指标也落实了房子。”放下电话，他从朋友处得知经济适用房大多到了房屋中介手中，而回龙观、天通苑的一个带现房的经济适用房指标，最高已经炒到了13万。
 
　　对于拆迁居民来说，他们除了在外面租房和买房外，还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接受回迁安置。但大多数居民并不愿意选择这条路，居民郭春英说，回迁安置只是“画饼充饥”。她说，她们一家人在前门住的是二十多平方米，按照安置政策换算下来，她依然要掏几十万才能住上房。

买不起房“打游飞”

　　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他们只能在外面租房。街坊们把这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叫做“打游飞”，郭春英一家就是这种情况。
 
　　2006年6月20日，郭春英拿着四十多万的补偿款，带着72岁的母亲，离开了她居住了四十多年的院子。她在玉蜓桥附近以每月两千元租了一间两居室安置下母亲。她把家人分做两处，母亲、她和她儿子住出租房，丈夫回父母家，因为出租房实在太小。
 
　　郭春英原本也想过买房，但当她手里捏着的拆迁款和市场的房价比较时，她傻眼了。刘家窑72平方米的二手房售47万元，位于广渠门的八十平方米的二手房售57万元。郭春英从城东到城西，城南到城北，跑了不下几十处房。
 
　　从6月到10月，她一直没能找到合意的房子。等她再回头看曾经去看过的房子，她更惊了。10月后，原本售47万元的刘家窑72平方米二手房，已经涨到了62万元；原本售57万元的广渠门八十平方米的二手房，涨到了72万元。而离前门不远的新房，从年初的1万/平方米，涨到了1.7万/平方米。
 
　　郭春英说：“你眼看着手里的钱变少，越来越买不到房子了，心里那个发毛啊！”据她介绍，她原来居住的上草场六条，整个院子不到一百平方米，住着五户人家，平时拥挤得“晚上放个屁对面人家都能听到”。在拆迁时，走了四户，一户是在外有房的，院里的房子长期出租，另外三户，现在都在外面租房。
 
　　据上草场六条居民统计，整个上草场六条胡同大约住了一百多户人家，搬走的有五十多户。搬走的住户中，除了原来在外面有房的人家之外，其余的都像郭春英一样在外面租房住，原因也都是房价太高，买不起房。
 
　　“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还在外面‘打游飞’，你说这心里是甚么滋味？”已经退休的郭春英，和丈夫都过了可以申请贷款买房的年龄，而她的孩子还在读书，没有路径去筹措几十万的买房钱。对郭春英的惨状，老街坊们都十分同情，他们议论著，叹气着，也忧愁着自己将来的去向。

住洋房过贫民生活

　　虽然部分居民居无定所，但也有部分居民咬牙买下了商品房。不过，买下商品房的居民，则是住着洋房过贫民的生活。
 
　　原住在大栅栏煤市街214号的王德明，买到的商品房在崇文区安乐景泰家园，147.89平方米，首付35万，当时的价格是五千元平方米。“可是你要知道我是被拆了三处房，自己又添了十万，还向银行贷款三十万，才买得起这一处房的啊。”六十多岁的王德明说。
 
　　王德明介绍，他的居住地从2003年开始就被拆迁，今天赶到这儿，明天赶到那儿。第一处被拆掉的房子在河北沧州，是他继承岳父的财产，四百平方米院子加上房子，给了35万的补偿款。第二处在北京，是王德明妻子单位的房，一间不到25平方米的职工食堂的伙房，2005年拆除，得了8.5万元的补偿。
 
　　最后一处，就是煤市街214号老宅了。房子是王德明的父亲在中共建政前和人合伙买的，是北京的老式木质楼房。当年，那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八大胡同之一，一排的木阁楼，一直连到珠市口，早先是春院，是他父亲买来做当铺用的。
 
　　王德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才于2003年将这处祖产要了回去，他在那开了个杂货店，店不大，只有21.4平方米，但是门脸房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对于王德明来说很重要。王德明从43岁知青返城后就无业，一直靠妻子的工资生活。在妻子退休后，两人只有800多元的退休费，但有了这个小店，他们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但是，小店才开了一年就面临着被拆的命运，拆迁补偿费加营业损失费再加提前搬迁的5.5万奖励费，王德明共拿到了27.8万元。“这一拆等于把我的饭碗也砸了。”王德明介绍，前门地区的繁华地段煤市街，有70%至80%的人将房子对外出租或者自己经营，一拆迁，大多数人就断了生活来源。
 
　　现在，搬进了新家的王德明，一年需要交物业费三千多，取暖费4400。由于他没有固定收入，这些费用全部都由他的儿子承担。他的儿子28岁了，明年就要结婚，王德明担心，儿子承担另一个家的时候，是否还有能力承担他的养房子费用。
 
　　拆了三处房，才买得起一处房，买了房却又养不起房，王德明的故事，一再在前门、大栅栏等拆迁地区重演。街坊们描述：“不拆还有个屋住，拆了就没地方住了。”更有居民说：“我现在是住着洋房，过着贫民生活。”
 
　　对此，王德明的总结说：“居住条件是上去了，可生活水平下降了，典型的因拆致贫。”在说这番话时，王德明的心情很复杂，他眼看着周围房价飞一般上涨，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庆幸早买了这处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