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后极权主义”的提法逐渐替代“极权主义”，捷克前总统、思想家瓦次劳·哈维尔（Vaclav Havel  见图）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后极权主义”的影响波及全世界，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林兹（Juan Linz）提出“后极权主义”的说法时，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并以此区别于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但，“后极权”在性质上依然是极权的，所谓“后”，则意味着极权的“发条已经松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语）了——它已经力不从心了。

　　因此，在铺陈“后极权主义”的前提，有必要对“极权主义”进行一番阐述。

极权主义者的“孤独”变态

　　按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1925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totalitarianism”其词根“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的蓝图。

　　二十几年后，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她在认定“极权主义政权”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右的”极权主义和“左的”极权主义之分。

　　阿伦特这样描述：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阿伦特所处的时代是极权主义研究的鼎盛时期，这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极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

　　学者们还发现，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客观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社会，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民主、自由等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二是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深重灾难，人民生活困苦，并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三是这个国家刚刚遭受过外来侵略，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据此产生出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心——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军国主义。

后极权社会犹如蜘蛛网

　　在极权社会中，“无权者的权利”是双重地被剥夺，“无权者”既没有私权，也没有公权。私权的沉沦在于社会生活中“私人领域”的被破坏以及意识形态的强行进入。然而，在后极权社会里，极权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疏离、异化，旧的意识形态逐渐破产，统治发生了裂痕，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

　　哈维尔曾对关于在全社会织下一张无形之网的“可怕的蜘蛛”进行描述：“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可见，后极权社会就是由极权制度蜕变而来，生活在其中的人依旧遭受着自觉和不自觉的奴役。

　　他也曾深刻地分析过后极权主义是如何导致大众的政治绝望，政治冷漠与消费主义的。在后极权社会人们的政治参与被切断，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他说后极权环境中的人有冷漠、绝望、得过且过等典型的症状：“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