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两本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奠定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这就是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和右》以及1998年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是基于二十世纪西方的两大政治思潮，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种把国家控制视为自己存在目的的原教旨主义左派；另一种是接受这种根本的转向但又主张妥协的更温和的左派。这两大思潮的分裂“严重削弱了整个西方的政治进步”。

　　吉登斯试图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学说。

　　第三条道路是一条折衷的路线，但采取的不是一加一除以二的那种简单的糅合，而是有一定倾向性的。用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话来说，“第三条道路标志着在中左路线上的新起点，是一种严肃的重新评价，它从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思想和自由主义这两股巨流的汇合中汲取了活力。”

　　社会平等是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价值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将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获得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

　　就业与教育被视为关乎社会平等的最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工作就非常难以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组成。这一理论在布莱尔上任英国首相后得以实践，大力创造平等就业机会，结果是工党大得民心，在选举中连连胜出。

　　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这被视为对精英统治的一个反动，或者说是一种平衡。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对包容性社会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不但要使所有的公民都具备工作需要的基本技能，还要使大多数人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

　　出于对“胜者通赢”（Winner take all）现象的戒心，第三条道路对精英统治持批判态度，认为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社会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会带来危险。其担心的理由是，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

　　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特权者必定能够将其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但这样一来又破坏了精英统治。毕竟，即使是在像苏联那样奉行相对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财富无法保障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中，特权阶层也能够把自己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彻底的精英统治将制造阶层对立的极端形态，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看似是由于他们自己能力的欠缺，生活在底层是命该如此。这种局面无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的分裂和敌对。

　　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道，“第三条道路能够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推动我们前进，而不是分裂我们，阻碍我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美国的克林顿在执政中推行第三条道路，欧洲大部分国家实际上也是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施政为西方各国赢得了全所未有的长期稳定发展。

　　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智利等中左政党掌握政权的国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末的经济危机，以及一直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后，纷纷转向“第三条道路”，努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而在中国，第三条道路同样引发热烈的讨论。吉登斯的《超越左和右》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学术界、民间，乃至执政当局都倍受关注。英国诺丁汉大学一位教授就认为，第三条道路作为二十世纪末期兴起的思潮，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无论是何意识形态的国家，只要纳入了（自觉得或不自觉地）全球化体系当中，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都具有共性，在应对不断的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不只会出现殊途同归的例子，更可能的趋势是慢慢走到同一道路上。

　　最近中共十六大刚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界就有学者在论文中就“第三条道路”与“和谐社会”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可以借鉴第三条道路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公平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等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上，和谐社会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不少解决思路是不谋而合的，都提供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的机制，试图令整个社会架构在平稳运行求得最大发展。而作为先行十几年、已经取得丰富经验的第三条道路，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非常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