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阳先生所著《江湖中国》很耐读，有内涵，也挺有趣，且颇多灵气。书的主旨是探求“江湖”这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他的基本判断是，江湖不是好东西，而是五十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老年顽症、膏肓之疾。江湖的基因自古在于豪侠和商人之中，但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江湖萌芽发生在人满为患初显端倪的明朝中期，其根本的起因是土地刚性而人口激增所带来的规模日趋扩展的流动人口；这一过程延续三百年后，在19世纪初即乾隆退位后，因人口爆炸而质变，江湖社会崛起和爆发，最后，清末民国之交，江湖彻底颠覆了正统秩序，成为中国主导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此中国开始全面江湖化的过程。结论是，“中国的将来有无希望，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克服和超越江湖，超越社会结构的江湖化”。这些见解，于阳先生言之有据，一气呵成，启发人们思考良多。
  
    江湖这个东西确实浆糊，它可大可小，不易论定。笔者多年琢磨之下，较为倾向于范仲淹老先生“登岳阳楼记”中“庙堂”和“江湖”的划分。只是想加上一笔，使其更清晰一些：即凡吃“皇粮”的由政府出钱养着的都属于庙堂，在此之外的都属于江湖。衣食之源的不同，是庙堂系统与江湖系统最本质的区别。只要这种局面不变，庙堂总是庙堂，江湖总是江湖，两者之间谁也化不了谁的。
 
    物质生存方式之外，在精神和与精神相应的行为方面，庙堂系统与江湖系统之间确实不像在“食”问题上那样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渗透、影响与互动，但要说是谁化了谁，怕也难。
 
    庙堂系统内的人们，干什么，不干什么，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需要别人、需要江湖系统里的人去教吗？才不呢！他们本来就会，而且会得很专业，很内行。庙堂系统的内里、内幕、内底，内中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其情状远非江湖系统中人们所能想象！在这里，压根儿不存在庙堂系统被江湖化的问题。相反，真正被对方化掉的，从历史和现状看，倒是江湖系统。本来，江湖系统里的人们，也很内行地过着自己的江湖生活，不劳庙堂系统里的人们去教化，但他们在与庙堂系统及其中的人们反复互动之后，却不知不觉地欣赏、羡慕起官本位，等级制一类的玩意儿来了，并浸润日深而至于无法自拔。到现在，不是连吃斋念佛的和尚也都有了科级、处级的名分吗？这分明是江湖已被庙堂化得面目全非，哪有什么庙堂江湖化、社会化的事儿？
 
    其实，于阳先生所多方揭出的庙堂系统、官方系统里那些不堪之事，其实与江湖无关或者很少与江湖有关，而主要与权力有关，与江湖对权力的监督有关。
 
    权力，犹如火与枪，无所谓好坏，就看它控制在谁手里。依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意思，权力，即使是无限的，如果掌握在上帝手里，什么事情也出不了，要是落在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人手里，那就危乎殆哉了。不幸的是，庙堂系统永远不会有上帝而只有人，这些人原本与天下苍生出于一脉，与天下的江湖众生同归一属，一与权力结合，只要到达一定的时间长度，都会演出人性阴暗面在权力纵容、推动、庇护下肆虐的闹剧、丑剧与悲剧，这里面根本没有江湖化、不江湖化的余地。如果江湖系统的人们对庙堂系统、庙堂系统的人们和庙堂系统人们手中的权力监管得比较好，上述毛病的发病时间可能推迟一些，发病的程度可能轻一些；但不论怎么监管，“病”必发无疑，区别只是早发还是晚发、大病还是小病、轻病还是重病而已。正因为此，限任制成了人类唯一的选择，即使是举世公认的好人，也不能无限期地当总统、国家主席。
 
    庙堂系统历来所见的无数坏事可归结为两个根本性的弊端：一个是坐天下之位，居天下之尊而不尊天下之公，不行天下之义，不守天下之规，不从天下之利，而为一己、一家、一群谋私利、小利；二是挟征伐杀戮之威，以力治人，弱肉强食。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江湖系统安身立命的长项与强项。
 
    “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是江湖系统永恒的大旗，情理、情义则是江湖系统维系自身的道义源泉。这倒并非江湖本性高尚，而是它没有杀伐之权和杀伐之力。这一缺失，使江湖系统的劣化、腐败、衰退、堕落，乃是其内部自身之事。所以未来中国的有无希望，不在于超越江湖，不在于去江湖化，而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庙堂系统的认识与安排，取决于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设置、分配、使用与监督。五千年华夏，从未存在过江湖中国而始终是庙堂中国、权力中国、集权中国、官本位中国。 （文/ 陆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