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其著作《后现代主义的假象》中归纳了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他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置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置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就后现代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讨论，构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又一个热点。

　　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虽然后现代主义流派纷呈，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对客观现实的存在持根本的怀疑论态度、不相信人类能通过理性手段达到对现实的一致的理解、有激烈的相对主义倾向。西方的原生态环境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其它态环境里会产生种种变异，带来复杂的暗示和影响。
 
　　后现代在中国是中国学者（特别是外国文学、文化理论界的学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思潮、和理论表述的移译。引伸出去，它也包括知识界和新闻界对当代西方和东亚后工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一般性介绍和描述。而作为特定的思想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倾向，这种话语引进首先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延续。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型态和社会想像，“后现代在中国”美学上的兴奋点和社会政治视野是同对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期待和信心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样的的符号资本可视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不均衡发展同全球资本主义乌托邦之间的一个游移不定的联接点。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登陆的滩头阵地虽在文化领域，但其社会经济基础却是资本、信息和市场的多极化和跨国化，是生产方式、消费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而中国社会的极度不均衡性往往使得来自上层建筑和消费领域的时尚缺乏历史根基和常识说服力。

　　但如果以此为理由将后现代在中国贬为无稽之谈，则忽视了全球范围内的后现代状况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忽视了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化环境对消费大众和社会个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后现代在中国始于改革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而终将落实于更多的中国人在当前对自身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的意识和探测。这样，问题也就从后现代在中国转化到中国后现。 
   
　　中国后现代是一个模糊、同时富于理论潜力和创造性的范畴。它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性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含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由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可能性成为问题的核心，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就不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也不再是一个历史目的论的观念。

　　在实践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学艺术风格都突破了经典现代性型态的框架，处于一种混乱而微妙的无名之境。因此在当代中国，严格的、技术性较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基本上是西方理论的寄生物，因为这套理论体系的具体分析对象是西方的。

　　一旦我们的视线转向中国的具体现实，我们就会感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抽象性甚至空洞性。然而，这种抽象性、空洞性和不确定性也许正是我们探讨中国后现代的切实出发点。因为在中国，后现代首先是一套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它所指涉的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都是直接的、透明的。它们必然要经受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经验和既成体制的筛选和制约。

　　中国后现代包含的不是“历史业已终结”或“一切新事物早已被试过”这样的消极颓废和玩世不恭，而是一种对正待展开的历史的期待，一种对此地此刻的投入，是对民族主体性和个人创造性的信心。在这一层意义上，中国后现代是中国百年来现代性努力的继承，是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连续性（而非断裂性）的肯定。

　　目前，中国后现代的理论表述也许还失于粗疏，但它却传达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变化：中国社会财富和个人自由的逐渐增加，全球资本、生产和消费的多中心化使得普通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到，要过好日子并不一定要变成西方人。

　　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和精英文化领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中国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行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和意识形态中介面。它既是一个交流层，也是一个防火带；更重要的是，它的种种表象和话语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个人想象和集体自我形象的氛围。 
   
　　从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商业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文化空间，是继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和形式实验之后的又一整体性、范式性变化。中国后现代文化是反精英的大众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本能地在其中看到了国家的影子，但这只不过表明，在当代中国，市场本来就是在国家的计划、引导和保护下形成的。

　　中国后现代包含了双重的历史意味：一方面表明现代性过程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回到我们面前。另一方面也暗示，中国现代性一定程度上的展开正是中国后现代问题的客观条件，而在此条件下出场的中国后现代必然包含了对现代性经典理论的再思考，必然包括对现代性的客观现实的反省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