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6日至1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2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部长级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这是继2005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之后，关于气候变暖的又一次世界性会议，而会议最核心、最令人关注的问题，就是在第一承诺期内，即2008至2012年中，已承担二氧化碳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也称附件一缔约方）如何继续减排，而在2008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加入减排的行列。

    大会开始前各方的严重分歧已预示着这次会议将举步维艰。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模式下不承担减排责任，而发达国家对在第二承诺期内继续承担减排义务未展现出足够的政治意愿，因此各方立场很不一致。在最为关键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否及如何承担减排义务方面，还没有看到任何值得称许的进展。

    在这次气候变化条约的谈判中，中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世界环境保护的征途中既负有责任，又不得不考虑自身的接纳局限。两厢权衡，中国要如何自处，成为环境专家们讨论的热点。

压力之下，中国用让步来推进展

    国际能源组织（IEA）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预计，到2009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中国同样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印度、巴西等。

    但中国作为其中的“领头羊”，自是众目所向，众矢之的。而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早已超过一些欧盟国家如新加坡、韩国，以及中东产油国家，有了中国这艘“草船”来接住各方攻击的来“箭”，因此反而无人关注。

    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也表示：“国际上要求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副教授认为：“国际能源组织的报告应该不会在这次谈判时给中国很大压力。（因为）一方面，气候变化虽然存在，但其变化幅度还很不确定；其次，这一报告能否得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的认可，也还不一定。”

    此次谈判中，中国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歧焦点在于京都议定书的第九条。第九条要求各缔约方参照可以得到的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佳科学信息和评估，以及相关的技术、社会和经济信息，定期审评本议定书。

    在发达国家看来，这一条是修正议定书的机会和法律途径，通过评议，让更多的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而不是他们继续充当减排先锋，而影响其竞争力。然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自身发展的优先性，认为第二阶段减排仍应由发达国家承担。因此，这一评审和“后京都”是否能搭桥联接起来，就成为各方的角力场。

    在谈判的最后时刻，中国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了最后的决议。但与此同时，在决议书中，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桥梁”联系被明确否决，第九条将在2008年开始审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有相当的体现。

中国立场：共同却有区别的责任与技术转让

    中国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坚决要求否决第九条与“后京都”的“桥梁”关系，而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姜伟新11月16日在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强调中国的立场是“共同却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先进国家转让环保技术的重要性。

    张海滨认为：中国的立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减排成本，环境的脆弱性和气候谈判的公平性。

    “在考虑减排成本时，中国首先要考虑是否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空间，其次要考虑对于削减（温室气体）的投入。承担减排责任会促进企业提高能效，开发节能和降低污染的技术，长远是有利的，但政府也必须要考虑短期内的发展，”张海滨说。

    作为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并促进《京都议定书》生效的国家，中国从未否认气候变化的威胁。中国还一直就积极回应国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努力，诸如碳捕获和发展可再生能源。而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更是设定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少10%的明确目标。

    然而，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和经济考虑，中国很难就2012年以后具体的减排义务做出承诺。一方面，作为一个尚有7600万农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农业人口占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政府曾公开表示在2050年以后才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

    “政府的这种立场在各方博弈和压力之下，有可能改变。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非常宏观和复杂，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采取过于激进的措施。要预测中国何时开始承担减排承诺也很困难，我估计应该在2020年以后，”张海滨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另一方面，中国和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密切合作的七十七国集团中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如果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都面临着技术与资金缺乏的极大挑战。

    技术转让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公约自1994年生效以来，由于技术转让牵扯各国重大利益，各缔约方无法达成共识，进展缓慢。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由于知识产权、经济利益、部分技术的军民两用性等考虑，缺乏政治意愿，不愿提供技术转让。

    对于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技术转让的立场，以中国单位GDP的高能耗为例，中国每1美元GDP所消费的能源是日本的11.5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节能现状和技术很落后，另一方面也说明技术转让带来的降耗空间将是十分巨大的。

    资金问题也一直是历次谈判中最为艰难的环节之一。最近几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相关协定中，规定将设定三个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其中包括《京都议定书》下的“适应基金”，这些基金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

    “适应”气候变化这个概念最早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理由在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而这种变化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作为一种历史责任，发达国家需要在防止变化加剧的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这种变化。

    但是，缔约方并无法律义务为这些基金提供资金，因此资金来源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在如何使用这些资金上，各方也未能达成一致。所以，本次会议上，在确定部分资金来源之后，各方达成的“适应基金”管理协议仍可看作是向前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应对压力，中国“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2006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经济损失高达150亿元人民币，超过1,800万人缺乏食用水，四川南部近4万多名村民更被迫背井离乡。

    2006年11月9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南非开普敦公布《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引起了对未来冰川融水流量和时间的严重关注，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目前进行的对水资源的重新调配，对中国西部干旱地区多达3亿农民的生活也将产生影响。

    中国本身庞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危害了本国的环境，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继IEA的报告之后，受英国政府委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完成的“斯特恩报告”和其为全球变暖经济影响的清晰勾画，卷起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再次搅热了世界有识之士要求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切实采取措施控制排放的浪潮。

    11月10日，正在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北京发表演讲时甚至表示，将来的WTO谈判中，可能会考虑以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征收更低的关税等方式，提升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这些措施一旦执行，会给正受困于“环境壁垒”的许多中国企业再添“拦路虎”。中国无疑是这一轮谈判中的头号目标。

    对于中国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现实，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在减排承诺上松口。不过，张海滨指出，中国不会倾向于在短期内接受硬性的减排指标，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不采取行动。在从不承诺到承诺的这段时间，中国会采取一些过渡步骤。

    在具体的行动上，中国应该有试探性举措。

    “中国首先可以进行自我承诺，如到2010年GDP单位能耗降低20%，这是一种自愿承诺。在这样的一个实验性阶段，我们来看这种承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实践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如果经济发展因此严重受阻，就可以通过国际谈判讨价还价，争取到推迟承担减排承诺的时间。相反，如果在相关的国内激励政策和争取国际技术转让及资金援助的条件下，这种自愿承诺能够实现，中国就可以考虑逐步接受在气候谈判框架下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张海滨建议。（作者：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