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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之際，我們自然想起無數在抗日前線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兒女。這裡既有與敵人面對面浴血奮戰的無畏戰士，也有在文化戰線同日寇殊死搏鬥的知識分子。最讓我崇敬的便是有“雨巷詩人”之稱的戴望舒先生。
戴望舒1905年生於浙江杭縣，青年時代即開始新詩創作。其作品十分講究意境的營造和語言的錘煉，追求朦朧雋永的靈動意象，乃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詩人的代表。其早期作品多抒發個人情懷和生活遭遇，情調較為低沉，有寞落和厭倦之感。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的炮火改變了詩人的命運，使他走上一條為祖國而歌唱的戰鬥歷程。
“8·13”日寇悍然侵佔上海後，許多文化人紛紛逃離虎穴，戴望舒與葉靈鳳、徐遲、袁水拍、葉淺予、張光宇等人一起，輾轉千里抵達相對安全的香港。此時著名實業家胡文虎先生正籌辦《星島日報》，急需副刊編輯，朋友介紹戴望舒前去面談。胡文虎父子對戴望舒慕名已久，由他來主持報紙副刊可謂最佳人選。雙方一拍即合，戴望舒便出任《星島日報》副刊主筆。他為副刊起了個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他在創刊詞中說：“‘星座’現在寄託在港島，編者和讀者當然都希望這陰霾的日子早些終了。晴朗固好，風暴也不壞，總覺比目下痛快些。‘星座’將忠實地代替天上的星星，與港岸週遭的燈光盡一點照明之責。”試想，沒有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何來如此姿態鮮明的發言？這一點，戴望舒與另一位也是浙江籍的“大文人”周作人的表現正好形成天壤之別！
戴望舒名聲大、人緣好，由他主持報紙副刊自然很有感召力，海內外進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從文、鬱達夫、蕭軍、蕭紅、婁適夷等人都成了《星座》專欄作家或撰稿人。戴望舒利用手中陣地，憑藉港島特殊環境，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學作品，使《星座》成為流亡海外的中國人心中的“星座”。由於《星座》辦得好，《星島日報》自然聲譽日隆、訂戶大增，很快躍為香港主流媒體。由此也足可見辦好一張副刊對於提升整個報紙品位的重要意義。
隨著日寇氣焰日益囂張，港英當局為維持英日關係，對宣傳抗日的媒體“防範”日緊，《星座》自然成了新聞檢查官的主審目標。戴望舒就儘量在版面上回避敏感的文字，搞借古諷今、張冠李戴，實在難以應付時，便“開天窗”以沉默抗議，有時更在文後加注“此處刪去百餘字”等字樣——這分明是對帝國主義文化專制的無聲抗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侵佔香港及南洋諸島。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對抗皇軍”被捕入獄，《星座》也被迫停刊。
在獄中，這位昔日“雨巷詩人”威武不屈，寫出《獄中題壁》和《我用殘損的手掌》等戰鬥詩篇，寄託了一位中國文人的錚錚鐵骨。他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中抒發了對苦難祖國的一片深情，表達了對抗日根據地的由衷嚮往，他用“殘損的手掌”撫摸祖國“廣大的土地”，手指沾滿“血和灰”，發現遙遠的地方卻有“完整的一角”，那裏充滿“溫暖和明朗”、“是太陽，是春”，他要用“殘損的手掌”去開拓“永恒的中國”！全詩26行一氣呵成，傾注了一個敵軍“階下囚”愛國思鄉和抗戰到底的堅貞信念。筆者以為，如果《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那麼《我用殘損的手掌》堪可稱作戴望舒詩歌的“星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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